土耳其地震發生後,中國官方派遣的救援隊不到百人,與中國的國力和地緣政治關注度不成比例。(美聯社)
今年2月發生於土耳其南部與敘利亞交界處的強震,在嚴峻天災的背後也反映出中國的「一帶一路」或者「全球發展倡議」的失衡問題。土耳其南部的卡赫拉曼馬拉什省(Kahramanmaraş)與敘利亞北部的阿勒坡(Aleppo)同處古文明之一的新月地帶(Fertile Crescent),更是地中海連結兩河流域的要衝,自古以來商貿繁忙,更是兵家之地,中國的「一帶一路」在此地的關切理應格外顯著。
土耳其還是中國科技產品的大戶,除了購置兩組核電站,華為5G系統也是土耳其的重要通訊基礎建設,翼龍系無人機的重要買主,土耳其軍方在對敘利亞邊境和庫德族使用實戰數據,對於中國更是彌足珍貴。然而在地緣政治與安全的訴求之外,中國並未真正的將發展理念走出安卡拉和伊斯坦堡等精華地區,對於土耳其西南部的民族和宗教問題更視為潛在威脅。
俄烏戰爭的緊張局勢意味著歐亞大陸北部走廊(Northern Corridor)風險大增,嚴重影響「一帶一路」和中歐班列的安全,也使得中國更希望尋求避開俄羅斯的歐亞走廊,這使得經過土耳其的歐亞中間走廊(Trans-Caspian East-West-Middle Corridor)成為最佳替代選項。
「一帶一路」在土耳其的重中之重,莫過於從安卡拉到伊斯坦堡沿線,也就是中間走廊的主線,全長553公里的安卡拉高鐵亦由中國鐵建集團興建,並於2019年開通。該路段往東可以與中亞五國鐵路連接,往西可通向巴爾幹半島,往南則可通過伊斯肯德倫沿著地中海東岸,再經過以色列的海法前往埃及和北非,這也是歷史上拜占庭帝國和鄂圖曼土耳其稱霸歐亞非的咽喉地帶。
由於目的明確,中國在地震災區僅關注伊斯肯德倫(Iskenderun),該地鋼鐵產量為每年1300萬噸左右,是土耳其最大的鋼鐵中心,約占土耳其鋼鐵產量的三分之一,同時也是攸關歐亞中間走廊的重要港口。相較於內陸地帶,中國的投入卻極為有限,一方面是為迴避先前伊斯蘭國的問題,同時也更好的與俄國在地中海東岸進駐的敘利亞港口塔爾圖斯(Tartus)相互通氣,形成北約在地中海東岸的地緣政治突破口。
出自「一帶一路」的投入,中國的公羊救援隊於第一時間在伊斯肯德倫展開活動,各個媒體與前進基地也坐落於此。雖然該地有著交通便利的優勢,但是相對於城市基礎建設和震央的距離,更需要資源投入的加濟安泰普(Gaziantep)卻是有限,面對地區處於法治外的狀態,中國並未將「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的影響力迅速化為弭平歧見的領導力,未能展現原先規劃的全球發展和文明共融的理念。
以往中國在發展中地區曾有的矛盾事務處理經驗,像是在緬甸北部協調各邦與軍政府之間的公路與水壩建設,以及在巴爾幹半島上基礎建設,但中國並未在災區複製以資金和基礎建設的對話模式。主要原因在於自身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調和尚未建構合適的身分,也不似巴爾幹諸國有著相似的共產主義背景。中國本身未能妥善處理新疆問題,土耳其又是新疆知識份子的聚集地,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更將土耳其南部視為「疆獨」訓練營。
另一個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矛盾是伊斯坦堡運河的問題,該運河連通後將不遵守「蒙特勒關於海峽制度公約」,將成為中國進入黑海的專屬通道,該項目的成本保守估計達到200億美元,是牽涉土耳其國本的重大工程。
由於受到伊斯坦堡市長伊馬姆奧盧(Ekrem İmamoğlu)的反對,多數銀行也拒絕貸款,由於遼寧號的前身瓦良格號飽曾受到博斯普魯斯海峽通行阻礙,中國更期望能實現中間走廊水陸並進的目標。2020年1月,中國試圖以6.88億美元收購伊斯坦布爾第三號橋51%的股份,以及投資伊茲密爾港建設(İzmir)同樣也是出自相同目的。
2015年11月,中國和土耳其在G20峰會簽署的跨裏海國際運輸路線,能以12天行經7千公里的路徑進入歐洲,直接聯通與中國更為友好的巴爾幹地區。各項建設所需的資金除來自中國,2018年起更在土耳其境內發行中國的熊貓債券(Panda bond),此後公共債務的GDP比例更超過70%,引發土耳其各界對於債務陷阱的疑慮。
此次地震發生後,中國官方派遣的救援隊不到百人,相較於與伊斯蘭世界有矛盾的以色列,所派遣的規模與美國同為150餘人,甚至台灣的130人而言,似乎與中國的國力和地緣政治的關注不成比例。時逢烏干達表示與中國取消長達8年連通肯亞的鐵路計畫,改與土耳其Yapi Merkezi公司進行談判,讓原先東非將近一千公里的跨國鐵路計畫壟罩變數,中國對於該地救災資源的投入不免引人遐想。
中國在土耳其的投入明顯偏重地緣政治與安全需求,如今土耳其面對債務陷阱的隱憂,地震災區作為「一帶一路」的盲區,甚至還被視為安全隱患,未能實現所謂「民心相通」的目標,也未將以「責任共同體」的身分化解地區憂患。地震不只震出發展中地區的苦難,更揭露中國的全球發展理念的失衡。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