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逝

傷逝是一種慢性憂鬱症。對逝者的親人來說，從最初的難以置信，不能接受，到最終不得不接受這個無奈的事實，這是一個心靈掙扎的過程。不難想像，親人在恍惚之間，有那麼一刹那，會幻想這一切也許都不是真的，也許一切都會復歸原狀，因為死別的現實太殘酷，令人無法面對。

心愛人的別離總叫人難以割捨。往昔的一顰一笑，仍鮮明地留存在記憶中，時時牽動心弦。多少繾綣纏綿，多少溫馨與懷念，都化為雨露秋霜。如許的心情，逝者的親人應該是最能體會的。

在這個萬花筒式的世界，有的人拼命累積財富，有的人追求豪宅華廈，托爾斯泰卻說，我們身後真正需要的只是一塊6尺長的土地。從沙俄時期的莊園主到舉世聞名的作家，托翁能參透死生，說出這樣平凡而睿智的話，不能不令人折服。

於是，我們回到了生命的原點。原來，生命的價值並不止於軀殼的存在，我們藉著符號的創造來追求生存的意義，從而肯定自我的價值。但生命一旦終結，逝者進入的世界已不可知，生者所能盡心的唯有慎終追遠，藉著儀式與符號來肯定和延續逝者存在的價值。

那麼生與死的分界是什麼呢？我們一方面藉著追思與緬懷來強調生命價值的延續，另一方面卻也不能不承認死亡是某種中斷。天人永隔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

面對無奈的死亡，我們往往無法逃避，也無從逃避，但又如何能夠得到解脫？我們如何能夠參透死亡，從即時的頓悟中安頓生命的存歿，並且進一步擴充我們的內在生命，來超越對於死亡的焦慮。這是一個令人惶惑的問題。

人的「終極關懷」無疑是信仰的原動力。信仰能夠引領我們看破生死，到達開悟的境界。或許這樣才能賦於我們一種超拔的精神力量，使我們能夠坦然面對死亡，不再恐懼。

天人之際原來是一塊可供想像力馳騁的無限空間。

曾有一位台灣女士告訴我一個家庭故事。早年童稚的她在父親突然失蹤幾個月後，母親牽著她的手，去到一個圍有高牆的地方。在屋內，她見到了面容憔悴的父親，但卻隔著一層木板牆，父親站在一個窗檻後面。在昏暗的燈光下，母親將她抱起，讓她能看清父親的容貌。從抱起而放下，這是她見到醫師父親的最後一面。

我曾經做過一個夢，夢中出現了如幻似真的情景。那是在天安門廣場上，我走過一排又一排靜默的肖像，其中呈現的竟是一張張變了形的臉，是給皮靴踩踏過的嗎？我仔細端詳那一張張有如莎士比亞筆下描述的「淒慘的、無言的嘴」，彷彿是要向蒼天控訴。我從清晨走到天暗，一排又一排， 總是無法走到盡頭，最後是在焦急中驚醒。無以數計的冤魂啊，不能得到安息。

我想起日本《產經新聞》的年輕特派員矢板明夫。他曾在一個談話性節目中透露，他被派駐在北京時期，有一年清明節，共產黨忽發善心，讓為數寥寥無幾的「天安門母親」和她們的老伴到天安門廣場弔祭亡靈。說得一口京片子的矢板明夫也夾雜在圍觀的人群中。只見十來個風燭殘年、白髮蒼蒼的老人，被一層層的公安武警包圍在中間，緩慢前行。包圍者大約有上百人之多，場景十分罕見。顯然這是一個畏懼人民的政權。

我能理解，經過三十多年的新聞封鎖，在今日大陸，北京屠城的歷史早已淹沒，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對天安門真相已懵然無知。然而真相就會這樣一筆勾銷嗎？從台灣在蔣家父子的獨裁消逝後，百無禁忌的歷史研究蓬勃進展，不論是二二八事件或戒嚴時期大大小小的特務淩虐和政治迫害案件，在研究者的照妖鏡下，一一現出原形。這就足可證明青史是不會成灰，也不可能成灰的。

我不禁想到香港那個領導歷史悠久的「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大律師鄒幸彤，近日不畏強權，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抗辯的情景。她確實是女中豪傑，台灣老政治犯楊逵筆下的「壓不扁的玫瑰」。

不知何年何日，或許會有這麼一天，我們也能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舉辦追思會或歷史圖片展，以慰勵年那些冤死的亡靈。讓我們有機會懷著虔敬的心情，悼念六四那些無辜罹難的青年，以及被政權迫害致死的眾多善良人民。

時日也許還很遙遠，但我相信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誰怕吳國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