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八相關團體決定拒絕參與台北市的紀念活動之後，距離二二八紀念日當天愈近，受難者家屬和台北市長蔣萬安的隔空對話，也愈受關注。然而，蔣萬安和多數受難者家屬的想法卻如同兩條平行線，也讓走向和解的步伐舉步維艱。

看待這件事，應劃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蔣萬安的「血緣身分」，二是蔣萬安的「態度做法」，只有將兩層次充分區隔，才有助於後續和解之路。

對於蔣萬安是蔣介石的後代，二二八家屬的傷痕與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都只聚焦他「蔣家後代」的身分，認為「因為是後代，所以未來也絕不同台」，實務上可能降低蔣市府將此事列入工作排程的動機，因為相關主其事者會認為「反正再怎麼努力都因為『血緣身分』，不可能化解受難者家屬的反彈」。

另一方面，許多新聞報導也將兩層次穿插、混淆，或完全聚焦於雙方不同台的衝突、矛盾，卻不提及解決方式，這對於近十年被提倡，除了揭露問題之外，應提出解決策略的「解方新聞學」（Solutions Journalism）背道而馳。因此，媒體更應該監督蔣萬安實際的「態度做法」為何，是否真的能達到撫慰受難者家屬的作用。

有部分受難者家屬，要求移除威權銅像；也有更具體地提出和解的三條件，包括：一、真誠道歉；二、永久關閉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三、慈湖及大溪陵寢移置。暫且不論難易，只要合理，蔣萬安都要必要針對每一個條件，給出適切的回應。

這三個條件當中，相信在二二八當天，蔣萬安會以在任台北市長的身分，向受難者家屬致歉，至於真誠與否，和他所提出的應對作為直接相關，由受難者家屬評價。而無論是中正紀念堂銅像，或慈湖大溪陵寢移置，一直都是兩蔣爭議的深水區，也都牽涉到非台北市政府的權責範圍，或如《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等法律層面，但蔣萬安也應說明他的態度，並「做他能做的」，例如，不再前往慈湖謁陵。

如果蔣萬安真的有心與受難者家屬「和解」，權責之內可以立即著手研議並執行的，是台北市校園、公園尚餘的60座蔣介石銅像等威權象徵移置他處，然而，在1月3日接受訪問時，蔣萬安說「尊重民意，也應該要尊重校園自主，還有更多更重要的市政議題。」這段話，完全是卸責搪塞之詞，在「還有更多重要的市政議題」的定調之下，又有哪個校長敢於改變蔣萬安口中「較不重要」的現狀？所謂尊重民意又是哪來的民意？

蔣萬安早在第一任立委任期時，就已私下拜會過個別受難者家屬。但面對二二八，不能只是四處「聆聽關懷」受難者家屬，說說好聽話，當「坐而言」久了沒有「起而行」，蔣萬安表現出的「誠懇」態度，將會被看破手腳，未來至少三年的二二八紀念日，年年都將再被檢視及討論。

※作者為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