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國人口14億1175萬人,較2021年末減少85萬人,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是每千人負0.60,是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美聯社)
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年一月公布,2022年中國人口14億1175萬人,較2021年末減少85萬人,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是每千人負0.60,是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聯合國預估印度人口將在2023年超過中國。
最近,上海衛健委發佈資料,去(2022)年上海全市的總和生育率為0.7,低於2021年東京與新加坡的1.08、1.12。這一資料不僅創下上海歷史新低,同時也是全中國的最低生育水準。
其實不只是上海,在全國生育率排行榜上,北京也處於墊底位置,總和生育率不到0.9。中國最發達的京滬兩大城市,成為全國最不願生小孩的地區。
根據美國CIA所公布的《世界概況》,一般已開發國家的生育率應該達到2.00,才得以維持死亡率與生育率的平衡,使國家正常運作。生育率的數據,係指平均每位婦女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數字愈高代表胎兒數愈多。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都是探討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重要的依據,它代表著社會福利制度、稅收、教育基礎等條件,也同時牽涉到人口老化、高齡化等國家組成結構,一個國家生育率過高未必是件好事,但若生育率的水平低到已開發國家的標準值以下,未嘗不也是個嚴重危機。
看看鄰近的國家或地區,也都是出現出生率創新低的紀錄,包括: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據官方公布,香港在2021年只有36,953名嬰兒出生,創30年新低,生育水準甚至低於日本、新加坡和台灣。
香港生育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已婚女性生育率下跌,30至34歲及35至39歲的已婚女性生育率,分別由1991年每千名女性誕下103.6及35.2名嬰兒上升至2016年的154.2及79.2名,其後下降至2021年的121.8及61.4名。香港政府統計,2020年時,香港的出生和死亡人口出現了所謂的「死亡交叉」,這是香港歷史上首次出生人口少於死亡人口的狀況,最低的生育率甚至來到0.8。
日本的出生人數在迅速下降,日本在1949年有269萬名新生兒,數量創紀錄,但到2016年,首次跌破100萬,2021年出生人數為81.1萬人,創歷史新低。2022年後更降到80萬以下,2022年的出生人數是首次跌破80萬人。一個婦女一生生育孩子數量的總和生育率也將在2022年降至1.27,接近2005年的歷史最低水平1.26。
疫情顯然也延後了日本年輕人結婚成家的決定,和懷孕人數減少。
南韓企劃財政部「統計廳」(Statistics Korea)1月26日資料顯示,南韓新生兒出生率在去(2022)年11月創下同期新低,有18,982名新生兒,比2021年同期少了4.3%,是南韓統計廳自1981年開始統計以來最低的11月數字,1月至11月,南韓共231,863新生兒出生。2022年,韓國出生的嬰兒人數同比減少4.4%,降至249,000人,
2021年,南韓全年平均生育率為0.81,是南韓連續第4年生育率低於1。2022年第3季,南韓每一名婦女的平均生育率降至0.79。南韓統計廳根據人口推算等預測,到2024年,出生率將下降到0.70。
南韓經濟萎縮與高房價影響,讓許多年輕人選擇晚生或不生,導致南韓少子化危機一年比一年嚴重。
台灣內政部今年1月10日公布2022年人口統計數據,其中全年新生兒人數僅138,986人,創內政部統計以來歷史新低。折合年粗出生率為千分之5.96;相較於2021年新生兒153,820人、年粗出生率千分之6.55,再減少14,834人。這是內政部從47年統計以來,新生兒人數史上新低,年粗出生率更首度跌破千分之6,台灣生育率僅為1.08。
粗出生率=【(一年內之活產總數)/(年終人口數)】*(1000‰),會稱為「粗」出生率就是代表這種算法只是初步、粗淺的,精確度不是很高。
新加坡總理公署國家人口及人才署去(2022)年發布的資料,2021年新加坡的生育率為1.12,是從2020年的歷史低點1.1略微回升至1.12。
所謂總和生育率,是指一位婦女在一生當中所生孩子的總和,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位育齡婦女一生平均生2.1個小孩,也就是總和生育率維持2.1,才能保證下一代的人口總數不下降。總和生育率1.5是一條警戒線,低於1.5就意味著進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難恢復人口向上增長的趨勢。
上海生育率只有0.7,即使在全球範圍內來看,也是非常低的水準。如果從國家層面來來看,目前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是韓國,2022年的總和生育率是0.78,這就意味著,上海的總和生育率已經比韓國還低。
作為全中國最發達的兩座城市,上海和北京的總和生育率在全國墊底,其實並非偶然。從全球來看,也基本上體現了類似的規律,生育率最低的基本上都是發達國家,比如韓國、日本、新加坡等等,而生育率高居前列的,都是以非洲最不發達國家為主,總和生育率高達6、7。
所以,如果從全球生育趨勢來看,上海和北京生育率越來越低,其實也是這兩座城市進步的表現。
上海和北京生育率越來越低,反映出這兩城市:一方面是女性教育程度、自我意識提高,另一方面,當地生活成本、房價高漲、教育支出等高所致。
眾所周知,上海和北京是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除了房價之外,其他日常生活開支也都非常可觀。2021年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上海和北京佔據了頭兩名的位置,分別為4.9萬元和4.6萬元。
當然,京滬兩地的收入水準也是全國居前,2021年,上海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8萬元,北京為7.5萬元,同樣為全國前兩名。不過京滬兩地民眾收入雖高,但是支出速度遠遠超過收入,2021年,上海和北京的可支配收入增速都是8%,但是消費支出增速分別高達15%和12%。所以,當生活開支越來越高,而且增長的速度高於收入,考慮到養育小孩的高成本,很多即使有心生育的年輕人也會被這一因素「勸退」。
很多人在決定要不要生小孩的時候,都會不可避免問自己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那就是自己有沒有能力撫養一個小孩到20多歲?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這種大城市,這個問題更是非常現實。
尤其疫情階段及近來經濟環境的改變,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是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年輕人不敢生育甚至不願結婚的重要原因。
上海和北京的生活成本高,還導致年輕人結婚和生育的年齡越來越晚,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生育率。一方面,年輕人在畢業參加工作後的頭幾年必須努力工作,在大城市站穩腳跟生存下來是最重要的任務,生小孩基本上不在日程之內。
同時,大部分初到上海和北京的年輕人都是租房,而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結婚尤其是生小孩,最好要住在自己的房子裡,或者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能夠買得起房,所以,當生小孩和買房高度掛鉤之後,生小孩的時間表更是大大推遲。
上海衛健委最新發佈的資料顯示,上海的平均初育年齡為30.36歲,初育年齡越來越大,一方面意味著生育能力會有所下降,同時,還意味著將來生育二胎和三胎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所以,生活壓力導致的生育年齡上升,也從多方面導致總和生育率的下降。
上海和北京的生育率下降,其實也是全中國的縮影。過去幾十年,整個中國的生育率都在快速下降,現在中國最新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到只有1.3,已經跌到了警戒線之下。2022年,中國的人口首次出現了負增長,也印證了低生育率警戒線的有效性,一旦跌至警戒線之下,人口趨勢就很難逆轉,如同鄰國韓國和日本。
從全球很多國家的經歷來看,一旦生育率下降到警戒線之下,很少有成功逆轉的案例,像歐洲、日韓等很多國家都有非常優厚的鼓勵生育政策,但也無法有效提升生育率,日本人口已經10多年負增長,生育率全球最低的韓國,也從2021年開始負增長。
中國已採取措施試圖減緩生育率的下滑。2016年,他們放寬了已實施35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允許家庭生育「二孩」。2021年,他們將限制放寬到「三孩」。自那以後,中國為夫妻和小家庭頒佈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激勵措施,包括現金補貼、減稅,甚至還有購房優惠。
中國多地拋出生育支持措施。杭州2月22日宣布,今年首次補助生育二孩、三孩夫妻,擬向二孩家庭發放一次性補助人民幣5000元(約新台幣2萬2千元)、三孩家庭一次性補助2萬元。
山東濟南宣布,2023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發放600元育兒補貼,直到孩子滿3週歲。黑龍江哈爾濱推出方案,按政策生育第3個子女的家庭,每月每孩發放育兒補貼1000元,直到子女滿3週歲。
今年初,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將這一問題列為優先事項,承諾「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但專家指出,中國生育率的急劇下降實際上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今年2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誓言要推出「前所未見」的措施挽救生育率。岸田強調挽救人口萎縮的急迫性:「我們必須創造小孩優先的社會,扭轉生育率。」他的計畫是把撫養小孩的預算提高一倍,聚焦三大支柱:經濟支持、托兒服務,和工作型態改革。方案細節尚未揭露,預計6月提出具體措施。
首先是擴大補助有小孩的家庭。當局目前每月對每個小孩發放10,000到15,000日圓直到他滿15歲,有排富條款。
第二是強化托兒服務的質和量,包括課後托育和病童照顧,以及擴大母嬰產後服務。
第三個支柱可能涉及父母請假,以及創造出更有利養兒育女職場環境的其他措施。
有人則質疑財源從何而來?且生育率和更廣泛的經濟政策有密切關連。日本總合研究所資深經濟學家藤波匠指出,「泡沬經濟過後的30年,每次經濟惡化都對年輕一代造成傷害」,包括薪資漲不動,以及終身雇用制轉變為暫時性職位,都明顯促成生育率下滑。他直言,除非經濟環境改善,否則無法提高生育率。
為了處理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危機,南韓政府先是從2023年開始為每名新生兒提供每個月70萬韓元(約1萬5862元台幣)補助,2024年才會提高到100萬韓元。100萬韓元只補助到孩子滿1歲,之後就剩下50萬韓元(約1萬1330元台幣),直到孩子2歲。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這是總統尹錫悅於去(2022)年5月之前競選總統時,為解決南韓生育率過低問題而端出的政治牛肉:新生兒補助。
但這還不夠,將再採取激烈行動,提議為生育小孩的新婚夫妻,減記個人債務。
南韓老化社會與人口政策總統委員會主席羅卿瑗今年1月5日在新年記者會上表示,「現在絕對是採取行動因應人口危機的最後機會,經濟不穩定和房市議題都是導致年輕不結婚的主因」。
她說,她領導的委員會最近已提出一套鼓勵年輕世代結婚的措施,聚焦於擴大財務與房市補助,「國土交通部正提供新婚夫妻低利貸款和購屋補助,但這還不夠,因此我們正檢視能否提供更大膽的支持,例如為生育小孩的結婚夫妻減免特定金額的貸款。我們將持續和國土交通部討論」。
其實南韓政府與其他許多國家或地方政府一樣,將所有問題簡化為「只要砸錢大家就會願意生小孩」,但效果非常有限,去年公佈的資料顯示,韓國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孩子數量降至0.79個,打破了世界最低生育率記錄。
綜觀面對少子化國家的做法,如果深受定期選舉影響,在選舉政見上釋放利多訊息以爭取選票,趨向於生育補助金額的高低比賽,如果想要提升生育率,勢必要從如能讓年輕人願意結婚生子的心理、環境因素去思考,可能無法單從現金補助就能「利惑」,因為不是單純生育、托育等,還有教育、成長所需經濟上、環境上等配合,甚至是父母職場上、社區內、房價上等友善環境。
國家如果將少子化視為重大議題,就應該從中央跨部會從經濟、財政、勞動、衛福、教育、內政等部會進行研商規劃整體政策,倘若讓各部會繼續「各行其道」,就可看到每年生育率將持續下降,看看亞太地區各個中央及地方政府做法,即使包括集權的社會,都無法以單一政策誘導出生育,更少有政府願意面對後以長期規劃致力於提升生育率,生育率持續降低勢必成為今後的主要趨勢。
※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曾任教大學政治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