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社會中存在對立的歷史記憶，這個現象並不少見。歷史記憶的對立，經常引發政治對抗。由於歷史記憶涉及基本的價值和認同，對立很難消失，甚至可以延續許多世代。由於對立很難消除，我們只能尊重彼此的記憶，各自懷抱、各自書寫、也各自宣揚自己的記憶。同時在民主原則的規範下，合作營造民主的公共生活。

可是如果其中一方的歷史記憶，化為龐大的實體存在於公共領域中，甚至受到國家資源的協助，它就構成對另一方的歷史記憶的霸凌、甚至侮辱。面對其示威，我們無法和平地懷抱、書寫、閱讀自己的記憶，然後在互相尊重中共營和諧的民主生活。我們被迫在公共領域中去擁抱敵對的歷史記憶。中正紀念堂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民主化之後，這個帝王式的紀念堂一直困擾著、分裂著台灣的社會和政治。這項難題尚未解決，不久之前我們又多了由國防部提供土地的「蔣經國紀念圖書館」，再一次衝擊台灣社會的和諧。

雕像的政治和記憶

2017年八月美國維琴尼亞州的夏洛次維爾，內戰南軍指揮官李將軍雕像之存廢，演變成暴力衝突。在市議會決議移除李將軍雕像後，抗議者在維琴尼亞大學的校園中，舉行火把遊行。第二天，支持黑人民權的群眾舉行反制遊行。一位新納粹份子開車衝入遊行隊伍，撞死一名年輕婦女。這個事件引發美國社會的廣泛議論和憤怒。耶魯大學學生要求「卡洪學院」改名；牛津大學學生要求移除羅德的雕像。

雕像經常不只是雕像。美國南方許多李將軍、南方總統戴維斯的雕像，都是建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這是南方白人壓迫政權逐漸崩潰、黑人逐漸取得公民權的時期。雕像也都為當地白人至上主義者所發動和籌建，其政治意義非常明顯。每一個自由的國度，都有群眾緬懷殘酷的壓迫體制。我們必須面對這項事實。

威權獨裁國家中政治領袖的雕像，是政治宣傳中領袖崇拜的重要內容。列寧的雕像在東歐國家中到處可見，如今其廢棄處成為觀光景點。雷震出獄後給蔣經國留俄同學王新衡的信中說：

經國先生有若干做法，似欠考慮，如介公去世時，要全台灣各學校、各機關豎立銅像一尊。據說，台灣現有一千多尊，因而銅價大漲。我家不遠的「世界新聞學校」，遵命也立了一尊。日本明治天皇把一個古老的國家變化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我在日本九年半，走遍全國各地，未曾看到一尊明治天皇的銅像。明治天皇夫婦的墓，在京都附近的桃山，只是兩個土堆子。

國民黨的前輩中不乏頭腦清醒的人。這樣的人如今在黨內似乎已經絕跡。

中正紀念堂明顯是威權統治時期，領袖崇拜政治宣傳的遺留。至今我們仍然無法處理這項遺產。台灣不是特例。西班牙政府於2005年，民主化將近三十年之後，移除馬德里市區中一尊佛朗哥銅像也是費盡苦心：半夜兩點動工，大群警察防止群眾聚集，搬移的時候用布蓋住銅像。因為事前沒有宣布，同時也是半夜，沒有多少人聚集抗議。第二天發現銅像不見的群眾，開始聚集在雕像底座周圍獻花、下跪禱告。執政黨一位國會議員說，「為什麼不在白天拆除銅像？清除可恥的東西根本不須要害羞。」反對黨的議員則說，這是「揭開歷史傷口」，「破壞和解」。吶喊「不要揭傷口」的人經常沒有受過傷，舉世皆然。其「和解」的基礎經常是「不准碰我的威權遺產」，舉世皆然。每一個新生民主國家，都有群眾感念獨裁者。我們必須面對這項事實。

尊重或霸凌？

歷史記憶永遠不可能統一，尤其在民主國家。二二八事件被禁止公開談論將近四十年，仍然普遍地在民間流傳。我們能做的只是，懷抱不同歷史記憶的人互相尊重，各自解讀、各自書寫、在心中各自感懷，同時也在公共論述中檢視對方的歷史記憶。這是民主的可貴之處。

可是中正紀念堂和蔣經國圖書館，卻違反了這項民主文化的基本原則。它們雄壯威武地展現自己的歷史記憶，向對方的記憶示威、霸凌、甚至侮辱。面對其霸凌，許多人提出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主張，試圖加以轉型、或美化。不論如何轉型或美化，它終究代表唯我獨尊的歷史記憶，代表對另一種歷史記憶的霸凌。不論銅像是否有衛兵看守、表演，它終究代表對另一種記憶的侮辱。

※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退休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