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普國際律師事務所（Debevoise & Plimpton）的紐約總部，占據了摩天大樓林立的曼哈頓中城一棟豪華黑色辦公大樓的十個樓層。德普是在一九三一年由兩位從華爾街知名律師事務所出走的頂尖律師創立，現已成為全球巨頭，在過去幾十年裡不斷拓展業務，目前擁有八百名律師和眾多績優股客戶，年收將近十億美元。它的中城辦公室完全看不出原本這是家典雅老派的律師事務所，其平庸的裝潢風格就像任何現代企業，走廊鋪著地毯，會議室採用玻璃隔間，員工使用站立式辦公桌。在二十世紀，權力以大剌剌的方式展現。在二十一世紀，愈低調就愈能看見真正的權力。

二○一九年春天，一個晴朗寒冷的早晨，雲朵的倒影從黑色玻璃帷幕牆上飄過，瑪麗．喬．懷特（Mary Jo White）走進大樓，搭電梯前往德普辦公室，在暗潮洶湧的會議室中就座。七十一歲的懷特本人就是「權力等於低調」的寫照：她的個子很小，身高只有五英尺，棕色頭髮剪得很短，眼周乾癟，說起話來直來直往毫不矯飾。然而，她是個令人畏懼的訴訟律師。懷特有時開玩笑說她的專長是「大麻煩」業務：她的收費不便宜，但如果你發現自己碰上很大的麻煩，而且碰巧你有很多錢，那麼她就是你打電話聘用的律師。

在懷特的職業生涯前期，她曾擔任紐約南區檢察署聯邦檢察官近十年，當時她起訴了一九九三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的凶嫌。歐巴馬曾任命她為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主席。但在政府任職期間之外，她總會回到德普。她年輕時就以受雇律師的身分加入德普，後來成為該事務所有史以來第二位成為合夥人的女性。她代表的都是重要客戶：威訊通訊（Verizon）、摩根大通（JP Morgan）、奇異（General Electric）、國家美式足球聯盟（NFL）。

會議室塞滿了二十多名律師，他們不僅來自德普，還包括其他事務所，大家都帶著筆記本、筆電以及竄出許多便利貼的三環活頁夾巨冊，桌上放著一具免持聽筒電話，二十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律師也在線上與會。之所以這麼多律師齊聚一堂，是因為一位深居簡出的億萬富翁要來錄口供證詞。她是瑪麗．喬．懷特的長期客戶，目前正面臨排山倒海的訴訟，指控她累積數十億美元財產的方式導致了數十萬人死亡。

懷特曾說，她擔任檢察官時的工作很簡單，「做正確的事。你是在抓壞人，每天都對社會有所貢獻。」物換星移，現在她的情況比較複雜。像懷特這種高階企業律師都是高技能專業人士，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歸根結柢，這是個以客戶為導向的業務。對於許多需要考慮貸款和子女教育費的檢察官來說，這是一個熟悉的職涯發展：在職業生涯的前半段追捕壞人，後半段則代表他們出庭。

那天早上負責發問的律師是一個快七十歲的男人，名叫保羅．漢利（Paul Hanly）。他看起來不像在場其他律師。漢利是集體訴訟的原告律師。他偏好色彩鮮豔的訂製西裝，以及硬挺異色領的訂製襯衫。一頭鐵灰色頭髮塗了髮油往後梳，角質框眼鏡讓他銳利的眼神更突出。如果懷特擅長的是低調權力，漢利則相反：他看起來像狄克．崔西（Dick Tracy）漫畫裡的律師。但他的能力與懷特不相上下，而且他認為懷特這種律師，為訴訟帶來虛有其表的正當性，他發自內心地蔑視。別自欺欺人了，漢利心想。在他看來，懷特的客戶就是「傲慢的混蛋」。

那天早上參與庭外採證的億萬富翁是一位七十歲出頭的女性，她是醫生，但從未執業。她有一頭金髮，一張寬臉龐，額頭頗高，兩眼離得很寬。她的態度很不友善。她的律師努力阻止這次口供證詞而未果，她並不想出席。從她稀鬆平常的不耐煩態度來看，在場的一位律師認為，她大概登機從來不必排隊。

「妳是凱西．薩克勒？」漢利問。

「我是。」她回答。

凱西（Kathe Sackler）是薩克勒家族的成員，薩克勒家族是紐約著名的慈善王朝。幾年前，《富比世》（Forbes） 雜誌將薩克勒家族列入美國最富有的前二十大家族，估計財富約為一百四十億美元，「超過了布希（Busches）、梅隆（Mellons）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s）等傳奇家族。」薩克勒的名字妝點著世界各地的美術館、大學和醫療設施。若凱西從會議室出發，往下城步行二十個街區，可以到達紐約大學醫學院薩克勒生醫科學研究所（Sackler Institute of Graduate Biomedical Sciences），或者往上城步行十個街區，到達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薩克勒生醫和營養研究中心（Sackler Center for Biomedicine and Nutrition Research）。她再往上城繼續走到古根漢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有薩克勒藝術教育中心（Sackler Center for Arts Education），沿著第五大道，可以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薩克勒側廳。

過去六十年裡，凱西．薩克勒的家族在紐約市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如同范德比爾特家族（Vanderbilts）或卡內基家族（Carnegies）一樣。但現在薩克勒家族的財富，超過了那些在鍍金時代（Gilded Age）致富的任何一個家族。薩克勒的贈予遠遠超出了紐約的範圍，還包括哈佛薩克勒博物館、塔夫茲大學（Tufts University）薩克勒生醫科學研究學院（Sackler School of Graduate Biomedical Sciences）、牛津薩克勒圖書館、羅浮宮薩克勒側廳、特拉維夫薩克勒醫學院（Sackler School of Medicine）和北京賽克勒藝術與考古博物館。「從我小時候起，」凱西告訴漢利，「我的父母就設立基金會。」他們為「社會事業」做出了貢獻，她說。

薩克勒家族捐出了數億美元。幾十年來，薩克勒的名字在公眾心目中一直與慈善事業連在一起。一位博物館館長把他們比作梅迪奇家族（Medicis）—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的貴族家族，文藝復興運動就是因為該家族的贊助才興起。梅迪奇家族經營銀行業致富，而薩克勒家族財富的確切來源有很長時間一直是個謎。薩克勒家庭成員近乎狂熱般地，將家族名稱授予藝術和教育機構，它被蝕刻在大理石上、印製在黃銅牌匾上，甚至用彩色玻璃拼寫出來。有薩克勒教授職位和薩克勒獎學金，薩克勒系列講座和薩克勒獎。然而，若是沒有刻意去研究，要把該姓氏與任何可能產生這麼多財富的事業連起來，並不是容易的事。當熟人看到該家族成員出席晚宴和漢普頓（Hamptons）募款會、在加勒比地區搭乘遊艇，或在瑞士阿爾卑斯山滑雪時，或許會竊竊私語，好奇他們的財富是從哪裡來的。最奇怪的是，薩克勒家族的大部分財富並非來自強盜貴族時代，而是在近幾十年累積的。

「一九八○年妳從紐約大學的大學部畢業，」漢利說，「是嗎？」

「正確。」凱西．薩克勒回答。

「一九八四年從紐約大學醫學院畢業？」

「是的。」

經過兩年外科住院醫師的培訓後，漢利問她去普度佛雷德里克公司（Purdue Frederick Company）工作正確嗎？ 普度佛雷德里克是一家藥品製造商，後來被稱為普度製藥（Purdue Pharma），總部設在康乃狄克州，薩克勒家族大部分財富就從這家公司而來。儘管薩克勒家族常以精心設計的「命名權」合約，堅持任何接受捐助的畫廊或研究中心都必須突顯其姓氏，但家族企業卻不是以薩克勒家族的名字來命名。事實上，當你搜索普度製藥的網站，完全不會找到任何關於薩克勒的內容。但普度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完全由凱西．薩克勒和她的家庭成員所持有。一九九六年，普度推出了一種創新的藥物，名為疼始康定（OxyContin）的強效鴉片類止痛藥，被譽為治療慢性疼痛的革命性藥方。該藥物成為製藥史上極為暢銷的藥物之一，創造了約三百五十億美元的收益。

但它也導致了許多成癮和濫用的案例。凱西．薩克勒坐下來錄口供證詞之時，美國正陷入了鴉片類藥物氾濫，全國各地都有人發現自己對這些強效藥物上癮。許多一開始濫用疼始康定的人，最終轉而使用街頭毒品，如海洛因或吩坦尼（fentanyl），人數多到驚人。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數據，在疼始康定上市後的二十五年裡，約有四十五萬名美國人因為服用鴉片類相關藥物過量而死亡。現在服用這種藥物過量致死已是美國意外死亡的主因，造成的死亡人數比車禍還多，甚至比最典型的美國指標—槍傷死亡人數還要多。事實上，死於鴉片類藥物過量的美國人，比二戰以來在戰爭中喪生的人數總和還要多。

有時瑪麗．喬．懷特會說，她之所以喜歡法律，是它迫使你「看見事物的本質」。鴉片類藥物氾濫是一場極其複雜的公共衛生危機。不過，保羅．漢利在詢問凱西．薩克勒時，他試著在這場巨大的人間浩劫找出源頭。疼始康定上市之前，美國沒有鴉片類藥物危機，疼始康定上市之後，危機才開始發生。現在薩克勒家族和他們的公司是兩千五百多起訴訟的被告，這些訴訟由各市、州、郡、美國原住民部落、醫院、學區和許多訴訟當事人提起。薩克勒家族也捲入了一場大規模的民事訴訟，公共和民間律師正試著追究製藥公司在行銷這些強效藥物的作為，有關藥物的成癮性，這些製藥公司誤導了公眾。類似的事情發生過一次。當年菸草公司決定刻意淡化香菸的健康風險，後來不得不為這個決定負責。菸草公司的高階主管赴國會作證，菸草業最終同意在一九九八年簽下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和解協議，和解金額為兩千零六十億美元。

懷特的工作是防止這種清算發生在薩克勒家族和普度製藥。紐約州總檢察長正在起訴普度，已將凱西和薩克勒家族的其他七名成員列為被告。他在一份法律訴狀中稱疼始康定是「鴉片類藥物氾濫的主因」。這種止痛藥出現之後，改變了美國醫生開止痛藥的方式，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麻薩諸塞州總檢察長也在起訴薩克勒家族， 堅稱「一個家庭做出的選擇，構成了鴉片類藥物氾濫的主要原因」。

懷特抱持不同的想法。她辯稱，那些對薩克勒家族提起訴訟的人扭曲事實，是為了把她的客戶當作替死鬼。他們犯了什麼罪嗎？他們不過是銷售一種完全合法的藥物，而且是已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核准的產品。懷特認為，這整場戲是「用訴訟來推卸責任」，並堅稱鴉片類藥物氾濫「不是我的客戶或普度製藥造成的危機」。

但那天錄口供證詞時，她什麼也沒說。她在自我介紹之後（「我是瑪麗．喬．懷特，德普事務所律師，代表薩克勒醫生」），只是坐著聽，讓其他同事用「反對！」來打斷漢利。她的功能不是製造噪音，而更像是一把放在皮套裡的槍，不出聲音但清楚可見，待在凱西的身邊。懷特和團隊把客戶指導得很好。懷特說法律觸及事物的「本質」， 但如果你的委託人是要錄口供證詞的那個人，關鍵就是要避開本質。

「薩克勒醫生，普度對鴉片類藥物危機是否有任何責任？」漢利問道。

「反對！」其中一位律師打斷他。「反對！」另一位附和。

「我不認為普度有法律責任。」凱西回答。

我問的不是這個，漢利指出。我想知道的是，「普度的行為是否造成鴉片類藥物氾濫。」

「反對！」

「我認為其中有著非常複雜的因素，匯合了不同情況、社會議題和問題、醫療議題和全國各州的監管落差，」她回答，「我的意思是，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複雜。」

但凱西．薩克勒之後的舉動相當出人意表。疼始康定如此惡名在外，讓人以為她會與這種藥物劃清界線。然而，在漢利詢問她時，她不肯接受他問題的前提。她堅持認為，薩克勒家族沒有什麼好羞恥或道歉的，因為疼始康定一點問題也沒有。「這是一種非常好的藥，而且是非常有效和安全的藥物。」她說。一個面對數十億美元訴訟的企業主，照理說會有一些防禦反應，但眼前卻不是那麼回事。她展現出來的是自豪。她還說，其實光是她「想出」要製造疼始康定，這點就值得讚許。控告她的人指疼始康定是近代史上極為致命公衛危機之一的主因，而凱西．薩克勒自豪地把自己視為疼始康定的主因。

「你知道數十萬美國人對疼始康定上癮嗎？」漢利問道。

「反對！」兩名律師脫口而出。凱西遲疑了一下。

「只是個簡單的問題，」漢利說，「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她說。

詢問過程中，漢利問到東六十二街的某棟建築物，距離他們所在的會議室只有幾個街區。實際上，那是兩棟建築物，凱西糾正他。從外面看起來像兩個獨立的門牌地址，但在內部「它們是相連的」，她解釋道。「它們是一體的。」「它們」指的是一棟漂亮的石灰石聯排別墅，位於中央公園旁一個昂貴地段，那種經典的紐約建築，引起人們的羨慕和對早期時代的遐想。「那個辦公室是──」她糾正自己「以前原本是──我父親和我叔叔、伯伯的辦公室。」

最初有三個薩克勒兄弟，她解釋。亞瑟（Arthur）、莫蒂默（Mortimer）和雷蒙德（Raymond），莫蒂默是凱西的父親。他們三個都是醫生，但薩克勒兄弟「非常有創業精神」，她接著說。他們的人生傳奇和後來他們建立的王朝， 也是美國資本主義一整個世紀的故事。三兄弟早在一九五○年代就購買了普度佛雷德里克公司。「最初它是一家規模小得多的公司，」凱西說，「是一間小型家族企業。」

※本文摘自《疼痛帝國》前言──主因／黑體文化出版／作者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編制內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