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禮拜觀賞了一部英國紀錄片《逍遙法外》（Getting Away With Murder(s)），老實說，好看，但讓人揪心皺眉也嘆氣。

這部紀錄片提供了很多驚悚的歷史照片和影片，以及令人難平的事實，探究了二戰時發生在歐洲的大屠殺，為什麼99%的犯罪加害者都逍遙法外，甚至，絕大多數是連被起訴審問都沒有過。不過，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兩篇社論對追捕納粹加害者的看法（How 99% of Nazis got away with murder – The Forward）。

1987 年 3 月 4 日，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Telegraph）的社論，對於 17 名被指控的前納粹黨人藏匿在英國的消息，以及該如何處理他們的辯論，表達了看法，「獵捕納粹黨人已經成為一種令人反感的血腥運動」、「在恐怖的事件過了近半個世紀後，人們對進一步審判戰爭罪非常反感，並不是反猶太主義或對過去暴行漠不關心的想法。」前一天的倫敦《泰晤士報 》（The Times）的社論則表示，事後審判納粹黨人違背了基督教的仁慈價值觀。

不到45年，尋求法律途徑追求公平正義，成了血腥！不仁慈！令人反感！為什麼？

要有確切的答案恐怕很難，但基本上，報紙會寫出這樣的社論也不是沒有來由。1948年，英國外交部發電報給許多國家的外交部，建議他們停止更多有關納粹加害者的審判。1950年再發出外交照會，不只表示不要再有任何審判，英國還將抵制任何遣送納粹加害者到任何國家的要求，表示「被通緝的人已在這個國家過著平靜的生活好多年，將他遣送怎麼可能有利於公眾利益？」政府有如此主張，不會影響整個社會對於追緝納粹加害者的態度嗎？

英國政府會這麼做，也不是沒有原因，因為「冷戰」於1947年開始，對英國、美國等國家而言，重建德國與對抗共產黨，比處理前納粹問題更為重要。

的確，新的世界問題緊接而來，該怎麼辦？而歷史證明，共產黨對人類世界的殘害與威脅，一點也不輸給納粹。也因此， 當1949年，德國分成東德西德，很多西德官員都是前納粹黨人。

2016年，德國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1949～73年間，西德司法部的170名高階官員 （審判長和首席律師）中，有90名是前納粹黨黨員。而這90人之中，有34人是納粹黨最初的准軍事組織「衝鋒隊」（Sturmabteilung，SA）的成員，參加了血腥的「水晶之夜」 （Night of Broken Glass），殺害了約91名猶太人。Most of post-war justice ministry were Nazis: report - The Local

研究還發現，在1957這一年，西德司法部有77%的高階官員都是前納粹黨黨員，這個比例比納粹執政期間 （1933～45年）還高，所以這些前納粹黨黨員可以相互掩護。1950、60年代，很多法官、律師、警察因為知道將被逮捕審判，就逃出國，躲掉了司法制裁，這就是為什麼很少納粹加害者被送進監獄。至於，會有那麼多前納粹黨黨員居於司法部重要職位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戰後的第一批領導人需要有經驗的律師來設立司法部，所以，不只司法部，連內政部都有很多前納粹黨黨員。

當然，欠缺適用的法律也是德國難以起訴或無法將起訴的納粹加害者定罪的原因之一，但因為國際局勢（冷戰），早在1947年就製造了99%的大屠殺加害者可以逍遙法外的條件，也形成一種不願面對納粹暴行的國際氛圍，進而有了扭曲是非的辯護與責怪受害者現象。

2009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頒兩年一度、表彰作品涉及促進社會中個人自由之理念的「耶路撒冷獎」（Jerusalem Priz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發表了著名的「雞蛋與高牆」的演講：「……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撞向它而破碎的雞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我們都是人類，是超越國籍、種族、宗教的個體，是脆弱的雞蛋，面對著一堵叫作『體制』的堅硬高牆。我們沒有獲勝的希望，這高牆太高，太強，也太冷。假如我們有任何贏的希望，那一定來自我們對於自身及他人靈魂絕對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來自於我們對於靈魂聯合起來可獲得溫暖的信念。」

的確，如果雞蛋不和雞蛋站在一起，如何對抗高牆？尤其，「體制本應保護我們，但有時，它變得不受控制，然後開始殘殺我們，和令我們殺害他人──無情、高效且系統性地。」

不過，最重要的應該是，「我們都擁有一個活生生的靈魂，體制沒有。我們不能讓體制利用我們，不能讓體制失去控制。不是體制創造了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1949年，逃亡躲避納粹迫害的猶太裔德國法官佛列茲．鮑爾（Fritz Bauer）回到德國，進入司法系統工作。1957年，擔任地方檢察官的他，將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阿根廷的消息傳給了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Mossad），而有了1961年深具歷史性意義的「艾希曼審判」，當然，有人認為這是種叛國的行徑，但卻也喚起世人再次關注納粹的暴行，並促使德國能夠慢慢走向轉型正義之路，不然，在西德司法部有高達77%的高階官員都是前納粹黨黨員的1957年，西德如何改變？（註：為納粹德國政府制訂種族法 〔禁止猶太人和非猶太德國人之間的婚姻和相關事務〕的一位律師，在西德司法部的家庭法領域擔任主管職務，繼續傳遞歧視同性戀者的觀念。）

佛列茲．鮑爾就是撞向高牆的雞蛋，而我，會永遠與他站在一起。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現居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