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溘然與世長辭的中研院院士朱雲漢教授，前半段研究生涯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為規臬，潛心探討這些民主制度在東亞地區的實踐程度、問題與成效。也許是從這樣的研究中逐漸領略到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與限制，他最近二十年的研究主題主要圍繞著所謂的中國發展模式，以及這個模式，比之於西方民主制度，是否是開發中國家快速提升其人民生活水準的較佳選擇。

從字面上，「民主」可以有兩種意涵：(1) 政府組成由人民作主，(2) 政府運作以人民的利益為主要考量。前者強調民治，著重政治權力轉移的公平性及程序如選舉、罷免、公投等；後者強調民享，關心的重點在政府治理的實際成效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一般民眾對民主內涵的認識應該較傾向第二種詮釋，因為畢竟多數人都比較關心切身生活品質的提升。西方民主制度的假設是只有人民作主的政府，其運作才會以人民的利益為主要考量。然而，會沒會有其他非西方民主制度的政府組織結構，其施政也能以人民利益為依歸？

中國自鄧小平於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至今四十餘年所累積的經濟成果，在人類文明演進的歷史上堪稱史無前例的成就。犖犖大者，人均所得從1979年的184美元成長至2022年的12,970美元；從 1981 年到 2019 年，極端貧困的人口比例從 88.1% 下降到 0.2%；自2015年以來，中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中產階級人口的國家，其中產階級人數於2019年後已超過4億；2022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名單中，中國企業有145家，超過美國的124家，其中全球十大上市公司裡有三家是中國公司；2018年至2020年間，中國平均每年發表407,181 篇科學論文，領先美國的 293,434 篇，佔世界研究產出的23.4%，頂尖1%最常被引用的論文，有27.2%來自中國，來自美國的只有24.9%。這些成績說明在過去近半個世紀期間中國文明的進步是跳躍式及全面性的，而非亦步亦趨地跟隨西方社會演進的軌跡。

中國以迥異於西方民主社會的政治制度於短短四十年間締造出上述質量皆驚人的佳績乃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問題是，如何以政治科學理論解釋這個現象？

所謂中國發展模式的提出就是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儘管中國模式的概念在學術界有許多版本，但他們大多數都包含以下幾個元素：

政府最重要的目標是發揮最大治理效能

維穩重於發展

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

以問責、考評與紀檢制度長期衡量選拔黨內人才

運用國有土地與國營企業資源調控民間市場經濟

舉國體制的發展策略

因為強調治理效能，至少在改革開放初期，政府以中央集權式、從上而下的指揮，會比分散式由下而上的凝聚協調，資源運用的效率會高很多。再者，中外歷史的發展經驗在在顯示穩定的統治集團與經濟市況是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必要條件。政治上的穩定指向一黨制的必要性，雖然中國共產黨堅持一黨制也有鞏固既得利益的私心。為求經濟上的穩定，政府運用政策手段與國有資源一方面調控民間市場經濟的短期波動，另一方面扶植國內廠商和節制跨國資本，此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黨專政的政府享有極高的權威與人民信任感，因而得以從全民利害及長期效益的角度，運用「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從事基礎設施的建設、科學研究的突破和戰略產業的快速開展。為防止一黨專政造成的腐敗，黨內設置嚴密的反貪紀律檢查和人事拔擢制度，以確保官僚系統的誠信與領導幹部的素質。

雖然過去成績斐然，但中國模式並非沒有缺點或弱點，也不保證在未來可以繼續成功。首先，一黨專政制度下如何逃脫「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的宿命，至今依然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雖然習近平上台以來，反腐運動如火如荼，成效十分顯著，但因整個運動的「人治」色彩太濃，且沒能徹底根除貪腐者上下其手的槓桿點，所以其運作強度是否能永久持續，尚在未定之天。

其次，當人均所得邁向20,000美元時，國民對自由人權的追求力道，和民間企業對政策品質的要求，都將開始挑戰專制政府的能力、權威與公信力。同時，如果中國意圖像美國吸引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材為其所用，政治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最後，隨著民營企業的漸次茁壯，中國將和先進國家一樣，逐步踏進資本主義的深水區；原本只求「富起來」的中國模式是否能在分配公平與經濟發展取得適合中國國情的平衡，將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作者為清華大學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