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曝光的「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的消息曝光後，猶如一場社會性的親身體驗（corps humain），衝突的存有（etre）與和平的表象（apparence）彼此換位，讓衝突的感受透過不在場（absence）的基底而化為現場（presence）。對於久經和平治世的台灣社會而言，戰爭藝術（The art of war ）應當是透過身體性的理解，帶動整體社會對自身境遇的思辨。

各界對於全民國防動員的感受，一部分的意見是對於「疑美論」的爭辯，反映著台灣是否存在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焦慮。這部份的意見未必是從此在的生存或安全作為出發點，而是從自身經歷威權政治的知覺性得出回應，並且進一步指出現今有一個來自上位存在的特殊性目的，試圖重現冷戰時期曾有的社會建構歷程。懷抱「疑美論」的群體，秉持自身過往的經驗詮釋今時的生存問題，誠然強權競逐與地緣格局仍在，但是今日台灣主體性的開展已與威權時期殊異，「疑美論」所懷疑的不只是美國，而是對公民精神的不確信。

然而，這種對公民精神的不確性，符合哲學家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提出可證偽性（Logik der Forschung），他認為真正的科學是可以被證偽者，「疑美論」的出現若能否證台灣的主體性，實際上卻是證明主體性的發展是科學的。他亦曾在其經典《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提出，社會工程分為「零星社會工程」和「烏托邦社會工程」，將前者試圖完成「惡的鬥爭」，後者期盼「善的終極」作為最終藍圖。

「零星社會工程」出現在納粹德國和前蘇聯等極權政體，它們成功的以暴力消滅疑論者，使其偏離原先的藍圖。在開放社會中要能實現社會工程，是不能依靠消政治威權或文化工業消滅可證偽者，相反的因為可證偽性的存在，才能讓維持科學與理性的論證。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家馬庫瑟（Herbert Marcuse），透過觀察大眾文化的操作而有名著《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他指出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能透過文化工業來實現異化，讓社會認知必需的存有物與特定的群體發生關係，諸如電影、消費文化的作用於特定的階層，使其成為「單向度的人」。

由於在開放社會存在多元資訊，即使是文化工業產品也有多樣競爭者，意識形態的管控和威權面對的科技挑戰更甚以往，即使Twitter和Google等網路產業巨頭最先面對的還是利益導向問題而非政治權威。因此，所謂的「同溫層」或者指責他者為「銅鹿人」（同路人），來自於的是自我身體性的的選擇性異化，在自身知覺的侷限下忽略處境的改變，從而被動選擇偏好的意識形態作為可被信仰的神話作，而非經由科學哲學的思辨，或是對當前境遇的知覺與理解。

即使如此，理解今日台灣面對的地緣政治境遇而保持批判，才能實際發生於科學性的安全政策，而非放任身體的經驗將實際的作用放手於來自中國的感受。特別在去年八月中國對台灣發動環島演練和導彈試射後，整體社會更清楚感受中國統一台灣的意圖，所感受到一時的危機現場感沖淡對於國際政治的理性批判。

若將生存作為一種非黑即白的碎片性判斷，無助於理解整理性的生存處境問題，全民防衛動員只著重國防人力的表象，而忽略整體的現場境遇，水電燃料乃至於雞蛋問題，似乎都不在安全政策的整體考量之內。

從國家發展的高度來看，現今推動的重大公共工程，同樣得考量實現生存與安全的「善的終極」。眾所皆知台灣水電不時短缺，分散式電網和儲能系統是否有考量在政府建築的規畫之中，各縣市推動的交通建設是否會如同1900年法國的巴黎世博會，昂貴的基礎建設投入反而讓城市考量得為不設防區，從而推翻以城鎮戰的消耗作為心理嚇阻的效用。

即使僅考量軍事，美國為維持區域利益而在日本和菲律賓有所動作，台灣卻似依靠身體性的慣性而為。日本已進行西南防衛區的設置，更配合美國於石垣島等地建置分散式的軍事儲備與前線打擊基地，菲律賓在美中擺盪之間採取經濟與安全的對沖策略，提供靠近南海與台灣地區的四處基地。

倘若台灣的安全需要從美國與鄰邦的努力檢驗可證偽性，而非從理性的知覺來反思如何回應現實境遇。雞蛋、肉品只是「大軍未動，糧草先行」的微觀現象。在美國加緊在台增加軍事儲備之時，卻傳出馬祖前線出現肉類膳食不足的問題，雖然在軍事上金馬前線的功能已不如以往，卻是軍事政策上呈現「零星社會工程」的警訊，整體生存的理想藍圖才是全民防衛動員努力的方向。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