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人大」，「政協」兩會結束，習近平修憲以後的部署終於按部就班地完成，如願以償地進入他的第三個任期。由於人事佈局上看不到有接班人的安排，我們有理由預期他未來還會延續執政到第四個任期。在所謂的「選舉」中，0票反對，0票棄權的畫面，貌似大家對他的一致擁護，但實際上映射出中國已經進入不是帝制的帝制時代。

對於習近平從2012年掌權以後至今的一路狂奔，使中國在政治上加速倒退的行為，很多人歸咎於習近平本人的野心和權謀，「習上李下」的傳聞一度廣為流傳，其實反映的是民眾對習近平這個人的厭惡，同時也反映出在有些人的眼裡，似乎是習近平帶壞了中共，如果換李克強或者其他人擔任最高領導人，中國就會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樣的看法，其實是去脈絡化的錯誤認識。事實上，習近平能夠走到今天，固然有他的個人特質發揮作用，或許的確起了加速的效果，但是他所走的道路和方向，並不是他個人的首創，而是中共內在機制發展下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習近平是中共發展的延續而不是突變。

舉例來說，外界對習近平的最大詬病之一，就是他提出的「國進民退」以及導致的打壓民營企業的後果。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國際民退」的主張，其實早在胡溫時期就已經提出。2006年，中國國務院通過《關於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這份由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的議案，要求包括電信，汽車，航太，裝備製造，化學，航空阻塞，建築，鋼鐵，科技等在內的數十個產業將由國有企業完全擁有或掌控。其中最關鍵的一句，是把1999年頒布的國有經濟定義中的「適合由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的自然獨佔企業」擴大為「重大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產資源」。 這份文件的內涵，與市場改革的取向背道而馳，而當時，正是現在被廣為懷念的溫家寶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時期。回顧歷史可以看到，那個時候的中共就已經決定，為了遏止像馬雲這樣的俄羅斯式個人寡頭的崛起，必須讓黨成為國企的唯一掌控者。習近平今天的所作所為，不過是進一步強化這個中共的既定方針而已。

如果我們從整體的格局來審視從胡溫時期到習近平時期中國發生的變化，類似上面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比比皆是。我們看到習近平提出「軍民融合」的政策，認為這是他為了攻打台灣開始做準備，但我們不要忘了，其實胡錦濤時期就提出了軍民結合的政策；我們揭露習近平以大撒幣的方式用中國納稅人的錢拉攏非洲國家，並試圖在非洲推行殖民主義，但這個歷程也不是從習近平時期開始的。早在2012年7月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胡錦濤就曾經承諾，接下來三年將對非洲國家提供兩百億美元貸款，重點支持非洲基礎建設，農業，製造業和中小企業發展。這樣的政策套路，與習近平可以說是如出一轍。

在這裡，我當然沒有為習近平洗刷責任的意思。事實上，習近平的個人野心的確是超出胡錦濤和溫家寶的，重新進行個人崇拜，樹立自己的獨裁地位，的確是習近平的個人所為。但這些，都是一個體制內的當權者，在個人的權力安排層次的問題，而就中共治理國家的理念和政策而言，習近平的大多數做法，其實在胡溫時代，甚至江澤民時代，都看得到痕跡。加強黨對國家和社會的控制，建立新的極權主義，在國際社會開始擴張勢力，這些，應當說都是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共識，習近平承擔了落實這些共識的任務之後，利用這樣的政策為自己建立了不可動搖的獨裁地位。

事實證明，習近平當然是中國走向民主的障礙，但中國的問題絕不是習近平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體制，整個黨的統治機制的問題。我們不能讓我們對習近平個人的厭惡情緒，干擾了我們對問題本質的認識。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