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的俄烏戰事再起以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在歐亞大陸北側陸橋亦受到衝擊，中歐班列更大受影響。2016年至2021年期間，中歐班列年開行由1702列成長至1.51萬列，然而受到戰火的影響，去年曾一度創下貨運量下降達40％，相較於海運價格高漲，貨櫃運價卻是下降達一成。

面對歐亞大草原上的地緣動盪，中國便將目光轉移至從中東通往巴爾幹半島和非洲的南側路線。中國近期推出「全球安全倡議」之後，旋即傳出促成沙烏地與伊朗兩國建交，不只是為解決「一帶一路」的問題和增進地區影響力，更是進一步為挑戰西方國際秩序鋪墊地緣政治的準備。

亞歐陸橋南側地區的重要性對中國實為重要，除了能從地中海東岸通往歐洲，中亞到中東一路更能延伸至北非和東非，是當前中國海外影響力較深的地區。當地以遜尼派為主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什葉派為主的伊朗，自1980年代的兩伊戰爭以來，美國與蘇聯更分別經由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的代理人對抗。長期以來兩國針鋒相對的歷史宿怨，牽動著歐亞大陸印度洋沿岸的局勢。

2011年美國自伊拉克撤軍以來，美國在地區的勢力緩慢走向下坡，「阿拉伯之春」更加劇沙烏地與周邊國家政情的不穩定。為轉移內部矛外盾，沙烏地主導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於2015年正式出兵干涉葉門內戰，透過支持與培訓遜尼派民兵對抗於2014年取得政權的什葉派「真主虔信運動」（Houthi movement），與其背後的伊朗關係更為惡化。

面對敘利亞、葉門與伊朗三面包圍沙烏地的局面，主政的穆罕默德·賓·沙爾曼王儲提出「沙烏地願景2030」，對內推動世俗化和推動經濟改革。對外方面，沙烏地強化與美國合作對付敘利亞，同時推動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和解計畫，在王儲的努力下，力求在與伊朗的對抗中尋求地區事務與代理人之間的平衡，2017年更進一步對卡達發起封鎖，與伊朗的緊張關係也到達高峰。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中國難以介入美國支持的沙烏地，美沙有著共同的敵人伊朗，而伊朗背後有中國作為支持，2016年1月19日中沙之間簽訂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但由於美國的因素而顯尷尬。當時「一帶一路」走出伊朗之後得面對犬牙交錯的局面，除了伊朗和沙烏地的對立，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庫德族問題使得中國並苦於尋求能穩定聯通到巴爾幹半島的路徑。視野提升至整體印度洋，中國雖有珍珠鍊的宏大藍圖，但在印度洋沿岸的地緣影響力卻是破碎的，吉布地對岸的葉門到波斯灣的情勢甚為混沌。

在2018年沙烏地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在伊斯坦堡遇害之後，美國和西方國家紛紛對沙烏地王儲提出批評，中沙關係之間出現快速發展的機會。在2016年簽訂的戰略夥伴關係基礎上，2021年中國增加採購沙烏地的石油到達25%的份額，日銷量達176萬桶，成為中國最大的石油供應來源，2022年3月初出現討論以人民幣結算油元的議題，同時美國對沙烏地的採購數量已不到美日50萬桶。

2019年期間，沙烏地接連遭受伊朗和葉門打擊油田和邊境，川普政府卻不置可否的態度讓中國有機會介入沙烏地的武裝力量，東風系列導彈的技術轉移和無人機合作讓沙烏地有美國以外的選擇。在2012年中沙簽訂的核能合作協議的基礎上，中國不只投資鈾餅提煉設施，還幫助沙烏地在2020年完成核反應堆，使其得以邁向伊朗和以色列之後的地區核武國家之列，這些舉措更強化王儲的統治威信，以及與伊朗和談所需的軍事籌碼。

拜登政府上台後對沙烏地阿拉伯的態度，讓逐漸傾斜的美中沙關係更為嚴峻，2022年10月，拜登更與國會對於沙烏地減產石油以迎合俄國一事表達不滿，削減該年7月的中東行程的成果。這樣的局面導致12月份的習近平訪問行程得以趁虛而入，中國在既有的基礎上更強調不干涉內政和人權問題，並且簽署高達300億美元的合作協議。今日的沙烏地能接受中國的建議與伊朗調解，實為中國長期投資的回報。

伊朗方面的問題則相對單純，由於遭到國際孤立且長期受到美國、沙烏地和以色列的制裁，伊朗能倚靠的對象無非中俄兩國。中國除長期購買伊朗石油，又與中國友好的巴基斯坦相倚，經濟和地緣環境的高度依賴中國，若要能進一步取得安全保障，便需要地區性安全組織為其擔保。伊朗已於去年9月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在中國「全球安全倡議」的範疇之下，只欠缺排解「安全不可分割原則」的問題，而今沙烏地願意退出葉門內戰，中東各國有望建立新秩序。

如果「全球安全倡議」能排解牽扯千年宗教問題，以及二戰結束以來的中東地緣衝突，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會不會是中國下一個試金石？恢復歐亞大陸南北兩線的暢通高度符合中國利益，南路的安全在沙烏和伊朗建交後已見曙光。中國在印度洋沿岸地區的接連作為，更凸顯中國的地緣戰略選擇更明確的接近（Nicholas John Spykma）提出的「邊緣地帶理論」（Rimland theory），整合歐亞大陸邊緣的精華地帶，挑戰美國為主的西方國際秩序。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