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復交：沙伊爭霸的長期歷史行程下短暫妥協的權宜之計

3月10日，在中國的斡旋下，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宣佈恢復外交關係，引發了世界政壇和輿論的震動。這意味著自2016年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因教派矛盾引發的衝突而斷交後，時隔七年，兩大高度對立的中東強國實現了重大緩和。

本次沙伊復交之所以引起輿論震驚，一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長期敵對，幾乎水火不容，數年來也未看出明顯緩和跡象。如今驟然復交，自然讓各方驚訝；二是因為沙伊復交的聲明是在中國宣佈，並且是在中國方面直接參與下達成。這讓人們對於中國在沙伊復交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國在中東影響力的進一步深入，頗為關注與好奇。

那麼，勢同水火的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為何會突然宣佈結束斷交狀態、恢復邦交呢？沙伊復交後兩國關係會走向何方？對中東局勢和國際政治又產生怎樣的影響？中國在沙伊復交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麼？這反映了中國對中東和世界的滲透與影響力的何種變動？

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都是中東列強，無論人口、國土面積，還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都位列中東前五位。何況，二者都是重要的能源大國，沙烏地阿拉伯石油產量居世界首位、天然氣儲量位居世界第四；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則分別為世界第四和第二。這意味著兩國不僅在中東影響力巨大，在全世界都舉足輕重。

而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卻是宿敵。二者的恩怨糾葛，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沙烏地阿拉伯國民絕大多數為阿拉伯人，90%的國民為伊斯蘭教遜尼派信徒。沙烏地阿拉伯王室還是麥加和麥地納這兩大伊斯蘭教聖地的守護者。沙烏地阿拉伯作為當今世界上極少的絕對君主制（君主專制）國家，國家的內政外交皆由王室掌控並為王室利益服務。

而伊朗的主體民族是波斯人（此外也有一些亞塞拜然人、庫爾德人，阿拉伯人極少），國民絕大多數屬於伊斯蘭教什葉派。而掌控伊朗政權的伊朗教權勢力，也是什葉派忠誠的信徒。不同于沙烏地阿拉伯的君主制，伊朗實行伊斯蘭共和制、二元制，教權勢力和民選世俗政府共同構成了伊朗的政權結構。

因此，無論從民族、宗教信仰（所屬教派）、政權體制，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都有著巨大的差異乃至深刻的對立。而兩國在現實中的利益衝突，則讓這種對立加劇，更加激烈和難以調和。

在伊朗巴列維王朝時期，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因均為君主制國家，又都是美國盟友，關係尚可因上層的勾兌勉強維持。而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最高精神領袖霍梅尼及其追隨者鼓吹「輸出革命」，試圖顛覆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各伊斯蘭國家王室政權，以及推動各國什葉派反抗遜尼派。而沙烏地阿拉伯同樣興起了瓦哈比主義（即遜尼派中的一種極端主義思潮），同樣將什葉派視為死敵。

於是沙伊關係急劇惡化，並在中東展開了激烈博弈。相對弱勢和孤立的伊朗，通過扶植在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等國的什葉派勢力及政權，並鼓動巴林、葉門、沙烏地阿拉伯的什葉派勢力對抗遜尼派主導的政權，打造「什葉派新月」，以圖對抗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遜尼派勢力。而沙烏地阿拉伯則聯合阿聯酋、卡達、巴林、科威特、土耳其等遜尼派國家圍堵伊朗，打壓各國什葉派力量。

在海灣戰爭之前，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也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鐵杆盟友。發生在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即是薩達姆在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支持下，與霍梅尼的伊朗爭奪地區霸權、壓制什葉派崛起的意識形態衝突和爭霸戰爭。

後來，國際風雲變幻，薩達姆政權與沙烏地阿拉伯反目成仇，後又被美國兩次打擊而使伊拉克政權易主。但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爭霸仍在繼續。從伊拉克到敘利亞，從黎巴嫩到葉門，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進行著長期的「代理人戰爭」。

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也在域外尋求支持。沙烏地阿拉伯在冷戰期間，尤其第四次中東戰爭和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就逐漸成為美國的鐵杆盟友，並延續至今。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是一個唯利是圖的政治集團，他們沒有堅定的信仰，更沒有政治道德，一切內政外交都是為了王室江山永固和榮華富貴。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恐懼共產主義革命、伊斯蘭革命、共和革命等一切危及其統治的革命，以及相關的左翼思潮與自由主義思潮。

因此，在充滿反美思潮的伊斯蘭世界，沙烏地阿拉伯王室卻堅定站在美國一面，以換取美國的堅定支持。而美國為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油氣資源、地緣價值，也放棄了政治道德，不顧沙烏地阿拉伯專制獨裁、壓制自由、侵害人權的行徑，鼎力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政權。

但沙烏地阿拉伯王室也並未將身家全部壓在美國的支援上。由於美國政府總是面臨支持侵害人權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的批評與壓力，時常提醒沙烏地阿拉伯進行民主改革，讓沙烏地阿拉伯王室頗為不安。因此它努力向中國靠攏，不惜血本購買包括中國的「東風」洲際導彈在內的各種武器，並在涉及中國及中共政權的問題上積極支援中方，以換取中國對其的外交支援和軍事保障。

而中國政府當然毫不在乎沙烏地阿拉伯人權問題，甚至因「氣味相投」而對其更加青睞。無論出於資源需求還是地緣政治利益需要，中國都極為樂見沙烏地阿拉伯的親近，將之作為極為重要的盟友善待。

伊朗方面，則自伊斯蘭革命後，走上了長期反美的道路。霍梅尼提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但在伊斯蘭世界，伊朗作為波斯人為主體、什葉派信徒為主的伊斯蘭國家，與其他大多為遜尼派占主導的伊斯蘭國家格格不入。所以，霍梅尼時代的伊朗，不僅與美國對立、與蘇聯和中國關係冷淡，在伊斯蘭世界同樣被孤立，只有敘利亞等少數什葉派掌權的國家與其有密切關係。

直到霍梅尼去世後，伊朗逐漸放棄了「輸出革命」和同時對抗東西方的政策。但伊朗與美國關係仍然十分緊張，歐洲各國也大都對伊朗冷淡。因此，伊朗逐漸向中國和俄羅斯靠攏。中俄兩國出於地緣政治和獲取資源等利益需求，也向伊朗伸出橄欖枝。於是雙方建立了相對友好合作關係。但這種合作並不牢固，僅僅是出於利益需要，而無基於民族和宗教相同性而形成的緊密關係。不過，由於中俄伊均是非民主政權執政，共同的威權主義屬性讓三國的統治者有了一些共同語言和利益訴求。

除了域外國家，如何對待以色列，也是沙伊兩國利用外部力量博弈的表現之一。自伊斯蘭革命後，伊朗就將以色列視為最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公開發誓要將其從地球上抹除。在現實中，伊朗也處處與以色列敵對，並鼓動其他伊斯蘭國家圍攻制裁以色列。這既是伊朗教權勢力鼓吹的意識形態所引導，也有以此吸引各國穆斯林對其支援的現實目的。

不過，從現實利益層面看，伊朗強烈對抗以色列，是弊大於利的。以色列國土面積和人口雖都遠不及伊朗，但國力軍力都十分強大，反而在與伊朗的衝突中佔據優勢，給伊朗造成很大殺傷。伊朗許多科學家和軍情人員被以色列暗殺，核電站被襲擊癱瘓，都是例證。何況以色列有美國支持，伊朗則相對孤立無援。因此，伊以衝突中，伊朗大多數時候都是吃虧一方。

而沙烏地阿拉伯則不然。雖然沙烏地阿拉伯不僅是伊斯蘭國家，還是穆罕默德發跡、建國的源頭，沙烏地阿拉伯王室也以「聖地守護者」和伊斯蘭正統繼承人自居。但現實裡，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毫不在乎宗教信仰，也對「消滅以色列」並無興趣。雖然礙於公開的信仰、穆斯林世界的看法，沙烏地阿拉伯也未與以色列正式建交，時常也會公開譴責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領土等行為。但實際上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關係相對友好，雙方高層往來密切，經濟交流熱絡，政治軍事互動也在暗中頻繁進行。

因此，在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衝突中，以色列當然是站在沙烏地阿拉伯一方（雖然大多數是暗中支持，但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以色列的支持，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在與伊朗的博弈中取得優勢，是頗為重要的。

總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各自合縱連橫，在中東內外進行著長期的博弈。最近數年的典型表現，即是雙方在葉門內戰中各自扶植代理人，在阿拉伯半島的南緣上演著血腥廝殺。而以遜尼派極端分子為主的「伊斯蘭國」，同樣有沙烏地阿拉伯暗中和間接的支持，打擊著親伊朗的伊拉克政府。而沙烏地阿拉伯對國內的什葉派，更是嚴厲鎮壓，導致沙烏地阿拉伯伊朗斷交的導火索，即是沙烏地阿拉伯政府處決了知名什葉派教士、社會活動家尼米爾及其他數十名什葉派人士。

自2017年川普政府上臺後，實行「一邊倒」的親沙親以反伊政策，對於沙烏地阿拉伯是重大鼓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沙烏地阿拉伯加大了對內鎮壓什葉派、對外打擊伊朗及親伊勢力的力度。直接介入葉門內戰即是突出表現。而遭遇撕毀伊核協議、被美國重啟制裁的伊朗，則處在內外交困的狀態，在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對抗中處於下風。2020年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蘇萊曼尼被美軍誘殺，更是讓伊朗遭到極大挫傷。

但伊朗在逆境中不甘示弱，在內外交困下仍然全力支持伊拉克和葉門的什葉派勢力，包括支援伊拉克政府軍和什葉派民兵，擊敗「伊斯蘭國」伊拉克分支，收復摩蘇爾等地；扶植葉門胡賽武裝、沉重打擊沙烏地阿拉伯對葉門的入侵。而沙烏地阿拉伯重金打造的軍隊，在葉門戰爭中的表現極差，在擁有絕對裝備優勢下居然難以擊敗胡賽武裝，甚至連吃敗仗。至於支持「伊斯蘭國」這種惡名昭彰的組織，沙烏地阿拉伯也不敢公開進行。因此，沙烏地阿拉伯並未成功利用川普為首的美國保守派當權下「一邊倒」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的優勢條件，沙伊爭霸陷入僵局。

而2021年拜登政府執政以來，改變了前任川普政權「一邊倒」支持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中東政策，逐漸回歸歐巴馬時代的平衡政策，削減對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同時，還表達出有條件恢復伊朗核協議、重建美伊關係的意願。這顯然對沙烏地阿拉伯不是好消息。而拜登政府也拒絕對沙烏地阿拉伯入侵葉門進行支持，甚至採取措施予以制裁。

在這樣的情況下，沙烏地阿拉伯無法再咄咄逼人的向伊朗發動攻勢。而沙烏地阿拉伯國內也出現一些不安定的跡象。無論是王室的權力鬥爭和腐敗問題，還是民間追求人權和女權的呼聲，以及單一石油產業下經濟增長乏力問題，都讓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政權頗為不安。在這樣的境況下，沙烏地阿拉伯起碼暫時不希望再與伊朗過度衝突，以營造和平的外部環境，集中力量處理國內問題。

而伊朗同樣有類似的需求。自伊核協議被川普政權撕毀、制裁重啟後，伊朗國內的貧困、腐敗、暴力都大大加劇，社會矛盾越發尖銳。民眾對於掌權的教權勢力及世俗政府的內政外交極為不滿，抗議此起彼伏。

去年因庫爾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頭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發的大規模抗議浪潮、暴力衝突，已造成數百人死亡、數萬人被捕，迄今未有結束。這大大的搖撼了伊朗教權勢力的統治。

去年因庫爾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頭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發伊朗大規模抗議浪潮。（美聯社）

而伊朗試圖對外延伸勢力範圍、打造「什葉派新月」的宏圖，也遭遇許多挫折，以及引發與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等國的激烈衝突。而即便是由什葉派掌權的伊拉克、敘利亞，以及同屬什葉派的黎巴嫩真主黨，也都不願意完全聽命於德黑蘭，而是試圖更加自主的決定內政外交。而川普時期美國對伊朗的打擊，也很大程度上挫傷了伊朗稱霸中東的雄心。

因此，伊朗也不願與沙烏地阿拉伯繼續陷入零和式的殊死鬥爭，而是希望得到喘息，優先解決國內的動盪及與其他什葉派盟友的紛爭。

於是，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不約而同的有了減少衝突、緩和關係的願望。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國的和談與復交，也就順理成章了。

但為什麼協議的簽署是在中國北京，而非傳統上更普遍的在美國抑或歐洲某地簽約呢？扮演調停角色的為何是中國政府，而非更多參與中東和談的歐美呢？

從根本上說，是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下的一種必然，也是中國對中東事務介入加深的表現之一。最近數十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深入，所參與的外交調停越來越多、自身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在過去，中國在調停中大多是扮演相對次要的角色，僅僅是在歐美主導下，參與一些例行公事的調解。但中國越來越不甘於做「配角」，試圖主導一些國際紛爭的調停權。而本次促成沙伊復交，就是一次較為突出的體現。

拜登政府執政以來，改變了前任川普政權「一邊倒」支持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中東政策，逐漸回歸歐巴馬時代的平衡政策。（美聯社）

而中東地區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豐富，地緣戰略位置重要，許多頗有實力和影響力的大國也值得爭取。因此，中國在中東的投入不斷增多，以加強與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等區域大國的合作關係。而促成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這兩個資源最豐富的中東國家握手言和，並共同與中國合作共進，當然有利於中國的利益。

但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仍然遠不及美國。美國長期在中東事務中扮演著主導角色，這一點迄今也未有根本改變。那為何本次沙伊和解是由中國主導，且明顯甩開了美國（甚至未提前知會美國）呢？

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三國，都屬於非民主的專制威權政體，三國的掌權者有一些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對這三國掌權者而言，他們都不在乎本國和他國的人權問題，在外交方面不僅不須顧忌相關國家國內的人權狀況，甚至還因為均屬專制獨裁者，而「惺惺相惜」，並且希望共同抗拒民主世界「顏色革命」的威脅。

如果是美國調停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爭端，往往要涉及對兩國人權問題的批評，在促使和談同時要求兩國改善人權。對伊朗自不必說，對於沙烏地阿拉伯，雖然是美國的盟友，但美國各屆政府尤其民主黨人掌權時，都會督促其改善人權。如美國歐巴馬政府，就將對沙烏地阿拉伯內政外交的支持援助與人權掛鉤，要求其逐步實現民主化，且重點改善女性權利。川普時期的美國一度放棄對沙烏地阿拉伯人權的關注，還放任其殺害《華盛頓郵報》知名記者卡舒吉。但拜登政府上臺以來恢復了對沙烏地阿拉伯的人權壓力，停止了對其入侵葉門的支持。這些都讓保守頑固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室不滿。如果尋求美國調停沙伊關係，沙烏地阿拉伯王室就更加受制於美國，不得不在人權議題上有所讓步。

但中國（準確說是中共政權，但為方便就以「中國」稱之）對沙烏地阿拉伯毫無人權要求。對中國而言，沙烏地阿拉伯的極為重要的合作夥伴，無論石油供應，還是涉新疆和香港問題，都需要沙烏地阿拉伯的鼎力支持。只要滿足中國在這些方面的訴求，中國就非常樂意幫助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穩定內部政局和改善外部環境。

而沙烏地阿拉伯也很樂意滿足中國的要求，且這些年一直都在相關問題上全力支援中國。或許有人疑惑沙烏地阿拉伯作為穆斯林國家，為何在新疆問題上站在中國一邊、支持中國政府設立「再教育營」在內鎮壓穆斯林的行徑？原因非常簡單，沙烏地阿拉伯王室根本不在乎中國穆斯林的人權，他們也並沒有真誠的伊斯蘭信仰。它一邊向全世界（包括前些年在新疆）輸出屬於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瓦哈比教義，又拒絕對世界各國因其行為而導致宗教衝突氾濫負責，更是毫不在意其他穆斯林的生命健康與權利自由。

因此，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一拍即合。而伊朗則與中國一直關係較為友好，自然也樂於中國調停伊沙關係。雖然一個月前習近平及中國外交代表團訪問阿聯酋時，承認阿聯酋對由伊朗控制的若干島嶼的主權訴求，引發了伊朗的強烈不滿。但面對內部持續不斷的政治反抗和外部的外交與軍事困境，最終還是選擇息事寧人，接受中國對沙伊關係的調停。

不僅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迫切需要中國的調停，中國也非常渴望做成這一單「生意」。如前所述，中國對資源豐富的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頗為看重，又希望加強對中東的滲透。調停沙伊關係，對中國顯然有利無害。

更重要的是，最近數年，中國也處在內政外交皆嚴重受挫的困局中，需要有所成就和突破。無論是長期「清零」對國內經濟民生的打擊，還是外部與美歐日印等國因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產生的衝突，都讓習近平及中共所聲稱的「民族復興」和「中國夢」與現實漸行漸遠。而最近日韓關係的急劇轉暖，也讓中國感到危機。

於是，中國希望在外交上扳回一城，從西方國家及周邊宿敵的圍堵中「突圍」，並爭取建立一個能夠對抗自由民主勢力的專制威權國家聯盟。而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顯然是非常合適的對象。而且，以調停國際爭端的方式介入沙伊關係及中東局勢，也符合國際和平的「政治正確」，不僅不會被廣泛批評還能贏得讚譽。

因此，中國積極調停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關係，並大獲成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了。

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復交了，中國的外交調停成功了。這對於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中國、中東局勢、世界政治，有會有哪些影響呢？

無論對於沙烏地阿拉伯還是伊朗，緩和了與對方的緊張關係，都有利於其集中精力處理國內事務。這也意味著，他們將加強對國內反抗力量的鎮壓。雖然他們互相是敵人，但在鎮壓各自內部異見力量方面，卻有著高度相似的態度和目的。因為是中國而非美國主導兩國調停，所以他們不用擔心調停方幹預其國內人權問題，所以更能放心大膽進行鎮壓。

而對於中東局勢，沙伊和解看似是一個好消息。但這種和解是暫時的、有限的、權宜性質的，而不是長久和根本性的。由於雙方在所屬民族和教派上的差異、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強烈對立，在中短期內看不到走向完全和解和平的可能。而他們也不會放棄與自己在中東的盟友進行「合縱連橫」，「什葉派新月」與「遜尼派包圍網」的對峙仍將繼續，不過的確會有所降溫。

而沙伊復交對其他中東國家的正面影響也頗為有限。這兩個國家的關係緩和，顯然不是為了中東和平而是為自身利益。因此，他們不會積極促成兩國之外其他各國之間及各國內部的和解和平，中東各國都衝突尤其巴以衝突仍然回持續下去。因此，沙伊復交對於動盪不安的中東，並無太大助益。

而對世界局勢，沙伊復交本身的影響就更為有限。但它的另一個影響，即反映的中國、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等專制威權國家內部的和解與團結，共同對抗自由民主陣營的傾向，則頗為重大。

最近數年，美國和歐盟諸國，聯合日本、韓國、臺灣、印度等亞太/印太國家地區，建立基於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聯盟，對中國形成圍堵之勢。而在歐洲，歐美各國也對俄羅斯進行了一系列制裁。而俄烏戰爭爆發後，更是建立了統一的援烏抗俄陣線。中東的伊朗長期被孤立自不必說，沙烏地阿拉伯因其惡劣的人權也飽受歐美詬病。即便其資源豐富富裕至極，仍然被尊重民主人權的發達國家厭惡。

因此，這些肆意侵害人權的專制威權國家，就積極合作、抱團取暖。中國、俄羅斯、伊朗三國的合作早在進行，而沙烏地阿拉伯與中俄關係也一直較好。如今沙伊復交，反映了專制威權國家內部進一步的妥協與合作。他們也試圖將更多專制威權國家拉入陣營，內部合作共同鎮壓國內反抗力量，對外則團結起來與自由民主陣營抗衡。各獨裁專制勢力的結合，不僅不利於這些國家人權事業的發展和自由民主的實現，長遠看也危害著整個世界基於普世價值的進步與繁榮。

當然，就中短期看，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復交，的確也會為中東帶來一些緩和與安定，為中東實行持久和平帶來一些希望。所以，就事論事，我們可以對沙伊復交表示歡迎，也應讚賞中國在促進兩國和解進程中的貢獻。

但長遠而言，由於沙伊兩國深刻的隔閡與對立，以及其專制威權的政權屬性、對人權的蔑視和對國民的鎮壓，這種和解和平必然是不長久的、不穩定的。兩國談判復交中，沒有人民充分參與和授權，只有統治集團之間的私相授受，也是反民主、缺乏合法性的。權宜之計不能長治久安，兩國早晚會因為歷史與現實原因再度反目，重新陷入高度對立與衝突，代理人戰爭也將戰火重燃。

而中國促成兩國的復交，事情本身雖值得稱讚，但在促談中明知兩國和談是為集中力量鎮壓國內反抗，而並不提及人權關切，也沒有告誡其不要鎮壓國內異見者，也反映了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罔顧人權、無視弱勢群體利益，而專一討好各國統治階層、以利於中共自身統治為第一目的的外交方針之惡。

總之，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復交及中國的調停，從短期看緩解了兩國之間的緊張狀態、促進了中東和平事業，但三方政權的性質及內政外交的理念與措施，則讓本屬好事一件的沙伊復交蒙上巨大陰影，甚至反映出了專制威權勢力勾連互助的邪惡本質。

對於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而言，想要實現真正的對外和平與對內穩定，都應當進行政治與社會改革，推動民主法治和社會自由，保障人權，尤其要保障女性等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和特殊權利。「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人權的改善才能促成安定和平。

而對於中國，同樣需要改革，實現民主與人權。在對外政策上，不能唯利是圖，更不能為一黨一派乃至一人利益罔顧普世價值，而應基於人道民主理念進行外交工作，並與歐美等世界各國坦率對話、真誠合作，促進世界各地政治民主、經濟繁榮、民生富足、區域和平。

※作者為旅歐作家、國際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