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一個月的時間裡，北京和上海的兩場不相干的展覽，在收入我作品的同時隱去了我的名字—其中一次是政府官員做的，另一次是展方自己做的。

有些人或許能夠從容面對這種待遇，覺得沒什麼可生氣的。但是作為一名藝術家，我認為作品上的那些標籤可以衡量我所創造的價值—就像河岸上的水位標記。有的人可能只會聳聳肩，但是我不能。不過，我並不抱什麼幻想，不會認為我的抗拒能改變他人的順從。

自欺欺人滲透在中國的生活之中。人們假裝一無所知，說起話來模稜兩可。所有中國人都知道有審查制度的存在，但是幾乎沒有人討論它為什麼存在。

乍看之下，審查制度似乎是無形的，但它無處不在，清洗著人們的感受和看法，限制著人們接受、選擇和依賴的信息。中國官方媒體提供的內容是經過政治審查機構處理的，它們不是自由的信息。它們經過選擇與過濾，被分配了自己的位置，不可避免地對讀者和觀眾的自由與獨立意志造成了限制。

審查制度的危害不僅令知識生活變得貧瘠，還從根本上扭曲了理解自然和精神世界的理性秩序。審查制度依賴於剝奪一個人為維持獨立存在所需的自我認知。它切斷了人們通往獨立與幸福的道路。

言論審查剝奪了人們選擇接受什麼的自由，以及向他人表達什麼的自由，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的沮喪。在任何地方，一旦恐懼占據支配地位，真正的幸福就會消失，個人的意志力也會枯竭。判斷變得扭曲，理性本身則開始漸漸遠離。群體行為可能會變得瘋狂、失常而且暴力。

每當國家對信息進行控制或封堵的時候，它不僅是在重申自己手中的絕對權力；也在引導它所統治的人民自願服從體制，認可國家統治。反過來又支持低劣者的格言：用順從換取實惠。

要想適應審查制度，最簡便優雅的方式就是進行自我審查。這是與權力結盟、為利益交換創造舞台的最佳途徑。為獲得一點小小的樂趣便向權力卑躬屈膝，這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假如沒有這種做法，審查制度的殘酷打擊便不可能成為現實。

對於接受這種被動地位的人來說，「得過且過」成了至高無上的價值。他們微笑、鞠躬、點頭，這樣的行為通常可以實現省心、舒適甚至愉快的生活方式。對他們來說，這種態度在本質上是防禦性的。顯然，在任何爭議之中，如果一方無法發聲，另一方的言論就會變成天經地義。

這就是我們中國的情況：自我沉默的大多數與強大政權的奉承者，對於像我這種直言不諱的人，他們的怨恨格外苦澀，因為這些人知道，他們的墮落是咎由自取。因此，自我防衛也變成一種了自我安慰。

審查制度需要合作，以及被審查者心照不宣的理解，所以我不同意通常的那種觀點，即被審查者只是審查制度的受害者。自願的自我審查可以給一個人帶來好處，如果自願的一方不復存在，這個系統就不會生效。

自願進行自我審查的人經不住各種道德挑戰。他們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成為受害者，儘管他們偶爾會上演擦拭淚水的戲碼。每當他們表現出自己的奴性，就會給強權帶去寬慰，並對抗議者造成傷害。他們怯懦的態度普及開來，成為我們社會道德崩潰的更深層原因。如果這些人相信選擇合作是避免成為受害者的唯一途徑，那麼他們就等於走上了一條註定不幸的黑暗旅程。

體制會自動回報願意合作的普通人，他們不需要去爭取獎勵。然而，藝術和文化項目的管理者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他們需要去主動表示他們「明白了」，並且主動去適應當權者，保護他們的公眾形象。他們知道，如果任何事讓當權者不高興了，一個項目，也許是一個組織，都將被抹去。

在這種體制當中，藝術作品的沉浮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依據腐敗的標準，任何真正具有活力的藝術創作者都必須裝聾作啞，同意這些心照不宣的理解。

眾所周知，我不能在任何公共論壇上發言。我的名字在各種公共媒體上被抹去。我不被允許在中國境內旅行，遭到官方媒體封殺，這些官方媒體還經常對我進行辱罵。官媒評論人士假裝不偏不倚，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位置是在國家的保護傘後面。對於言論自由或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質量這類話題，他們從不發表意見。他們的特長就是不擇手段地去攻擊已經遭到壓制的言論。

我在網路上的虛擬存在（如果可以這麼稱呼它），只存在於那些主動選擇注意我的人當中，這些人明顯分為兩類：一類人認為我的行為給他們的生活增添了意義；另一類人認為我阻擋了他們獲取利益的道路，因此不能原諒我。

只有當中國提供公平、公正的輿論平台，我們才有渠道用自己的語言來交流思想。我支持建立這樣的平台。這應該是令社會正義成為可能的首要原則。但是，在這樣一個每根毛髮都浸透了虛偽的地方，任何站出來討論真相的人似乎都是天真的，甚至是幼稚的。最後，我發現這條「天真」的道路，是唯一一條仍然對我開放的道路。我有義務像我們聽說過的那些「思想狹隘」的維吾爾人和藏人一樣狹隘。

藝術家是鼓動者，是政治的參與者。特別是在發生歷史性變化的時代，美學價值永遠具有優勢。一個社會如果對那些堅持個人價值觀的人加以迫害，這樣的社會是不文明的，也是沒有未來的。

當一個人所創造的價值被公開展示的時候，這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標準與道德都可能會受到挑戰。個體的自由表達可以刺激一種更特別的交流，反過來也會帶來更有特色的交流觀點的方式。這個原則在我的藝術哲學中是固有的。

中國的審查制度限制了知識和價值，這是實行意識型態奴隸制的關鍵。我竭盡全力去展現種種暴行，這其中有的不容易看出來，有的則很明顯。在如今中國的情況下，理性的抵抗只能基於個人的微小行動。當我失敗的時候，責任只是我自己一個人的，但是我想捍衛的這些權利卻可以被人們分享。

意識型態奴隸也可以反抗。到最後，他們總是會反抗的。

By 艾未未© The New York Times 2017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