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年以來，台灣公立高中的辦學有一大特色：雙北以外，各縣市的第一志願，大多為「縣市名+單性」高中，如高雄中學（男校）、台中女中（女校）等。宜蘭則反之，除了宜蘭中學、蘭陽女中外，還有一所男女同班的羅東高中。這三校數十年來各領風騷，升學率互爭高下。

羅中失落的黃金時代

表面上看，羅東中學是在1988年徐文雄校長任內（1988-2000）大幅提升競爭力，才奠定第一志願的基石；其實早在1950年代初，羅中便迎來第一個黃金時代。當時該校以校長吳祖型為中心，聚集中國各省的優良教師，懷抱熱情扎根教育。1954年因辦學優異，列入美援「社會中心學校」，為後山唯一入選者。該校年紀輕輕（1946年才有初中、1949年才有高中）即氣勢如虹，駸駸然欲凌駕前輩級的宜中、蘭女，前景光明無限。然而這段歷史，如今極少人知，因為白色恐怖襲掩而至，將這段黃金時代迅速終結，永埋史頁。

直到2021年，羅中校友、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的何秀煌，才以感性筆調撰成《見證時代的哲思》一書，披露這段光榮與滄桑史。巧的是，該書兩名編纂之一的何義麟（另一位是曹永洋），也是羅中校友，現為台北教育大學台文所教授。該書是迄今唯一「略觸」羅中白色恐怖的著作，但作者只知吳校長被「政治陷害」，「含冤受讒，真理不伸；等到他證明清白，卻又莫名其妙，復職無望」，並不了解來龍去脈，甚至不知道吳校長三度被捕。這也難怪，因為直到2020年調查局的《吳祖型案》檔案出土之前，這一切都是秘密，都是曲折詭譎、驚濤駭浪的秘史。

這段秘史的中心人物，就是身繫羅中榮枯的吳祖型校長。此人器宇軒昂，穩健幹練，富領導能力，若往工商發展，絕對是成功的企業家。值得宜蘭人欣慶的是，這樣的人才，一心一意只想辦教育。連調查局都不諱言「吳工作能力頗強」，並說羅東中學由普通中學轉為美援「社會中心學校」，乃其一手促成。據何秀煌目睹，吳校長接待來訪的美國官員，無需假手翻譯，直接以流暢的英語暢談其興學宗旨和發展方向。

這裡先說明什麼是「社會中心學校」？簡言之，是強調教育與生活結合、知識與技能結合、學校與社會結合的學校，教材到教法都重新打造。這種教育理念，即便今日都頗具實驗性和進步性，畢業生未來發展具有全方位的可能，考上一流大學只是選項之一。它是在美援的「經濟援助」項下的「技術合作」類下的許多教育計畫中的一個，1953年開始試辦。全台有15所學校通過美國「共同安全分署中國分署」（MSA）的評選，羅中因吳祖型爭取而入列。美方除了看重羅中的產業地緣關係，當然也信任吳校長對該計畫的掌舵能力。

早在1950年代初，羅中便迎來第一個黃金時代。（圖片取自網路）

左翼份子來台用心辦校

然而，美國人從吳祖型身上看到教育家的風範，特務卻從其背景聞到「匪諜」的氣味。根據官方檔案：吳是浙江嘉興人，1917年生。就讀寧波中學高三時，開始接觸左翼書籍。1937年考入「之江大學」（中國最早設立的教會大學之一），課餘參加團契，結識土木系學弟畢鎬銘，由其介紹加入共黨（畢後在文革被迫害致死）。不久接受黨的指令，前往「蘇常太游擊區」工作，因而輟學。期間目睹中共殘暴真相，心生厭倦，乃脫離共黨。1943年輾轉入川，考上四川大學教育系，思想仍左傾。後由同學汪壽康介紹，認識「中國民主同盟」要角李相符，進而認識民盟主席張瀾，又參加民盟活動。

1946年大學畢業後，因胞兄吳祖坪來台接收（吳曾任職國府資源委員會，後為台灣紙業公司總經理），遂亦來台謀職，出任台北縣教育科督學。1947年4月調任羅東初中校長。時值二二八清鄉，羅中停課月餘。吳一上任，即召集師生訓話：「台胞要求政治改革的原意是好的，但用的方法錯了。現在我來了，軍方我會聯繫，叫它不要再隨便來，以免大家驚慌。明天起一切照常上課。」並保釋林敬之，聘其擔任訓導主任。林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為羅東名醫陳進東（後為宜蘭縣長）的舅子。兩人後來都遭受國民黨的政治打壓。

吳祖型安定師生、搞定軍方後，全力投入校政，並爭取優秀師資前來任教。1948年8月又調任台北縣教育科長；一年後再調回羅中，奉命試辦高中部， 1950年升格為完全中學。1952年兼掌剛成立的羅東商職，任初代校長。1954年如前所述，為羅中爭取到美援，獲得豐富教學資源。他的努力，平衡溪南溪北的教育落差，1951年入學的何秀煌躬逢其盛，稱羅中為「自由的學園」（校歌歌詞），吳為「教育原野上的勇者」，「他聚集一批有情有識的教師和職工用心建樹，他們的用心建樹嘉惠少小的我們青苗成長」。

暗潮洶湧的校園鬥爭

然而，這一切「用心建樹」看在特務眼裡都別有陰謀。早從1949年，調查局就在羅中安排多名細胞，監視和密報吳祖型等人的動態；該局並有一個羅東組在密切偵查。呈報的內容，有的聲稱吳言行偏激，批評政府；又說「本校仍無反共抗俄標語出現，同時級會以及教室內，不懸掛國父遺像、總裁肖像…反共思想仍不灌輸學生腦中」；有的形同瞎扯，如稱吳到羅中，是因羅東「地處偏遠，當局鞭長莫及」，且鄰近「著名之走私港」蘇澳，可利用蘇澳傳達密報，接應匪軍攻台云。

黑報告層層疊疊，有些除了流向調查局，還流向其他機關。而吳魄力辦學，也得罪若干人，風光表面底下，其實暗潮洶湧。果然1949年冬吳即被捕。其原因，吳說是「司校長等人誣告」，司校長為司兆鵬，因查無實據，一週後保釋。才過半年，1950年5月又被逮捕，原因是被控組織「自我教育團」涉有奸嫌，亦因罪證不足，四週後交保。兩次都是保安司令部下令刑警總隊逮捕，第一次是台北縣長梅達夫轉託湯恩伯保釋，第二次也是梅達夫活動保出。

第二次出獄，吳不再隱忍。查明原因後，一口氣解聘葉X禮、田X常、許X烈、X鉞四名教員；又向刑警總隊檢舉X鉞涉嫌對他誣告，這下換X鉞坐牢，不久也被調查局保釋。X鉞交代事件經過，坦承局方確有指示他們四人對吳「密切注意調查」，這證明吳祖型絕不是省油的燈，他知道敵人是誰，只是不輕易出手。惟這次鬥法，吳半輸半贏。省教育廳准葉X禮、田X常仍回羅中任教；X鉞轉教大甲中學，許X烈轉任台中縣督學。

風聲鶴唳的蘭陽平原

此時情勢極為嚴峻。1950年白色恐怖大逮捕，吳祖型只是小菜一碟。其實與他同時被捕的，還有禚（唸卓）仲明和鄒仲春兩名羅中教員。鄒資料不詳。禚是教務主任，調查局說他思想言論左傾，帶導師班的三年丙組學生，一致對政府沒有好感。何秀煌則稱許他是「輔助吳校長奠定當年羅東中學的人文精神的功臣」；但出獄後，將歷來所寫所存的舊稿，除了詩章，全部付之一炬。

羅中案也是小菜。1950年11月，一位任職宜蘭農校（宜蘭大學前身）的程X民向調查局報稱：「10月17日下午6時許，由台北警務處派來憲兵警察數人，武裝整齊，勢特兇猛。當晚一點鐘許，乘卡車至本校，以檢查戶口為名，實則有名單依據，一時相當緊張。其中有一教員連鞋都沒讓穿，很快拉到車上帶走…據云他們五人被捕原因，又因基隆有一共匪的報紙機構已被破獲，並有他們的名字。」這應是鍾浩東案的外溢事件。五人為教員龍良華、董承嗣、呂沅燕，幹事陶柳、會計李兆安。他們和羅中的吳祖型、禚仲明、鄒仲春，都未收進促轉會的「政治案件當事人資料彙整清單」，成為白恐的黑數。

宜農案也是小菜。真正的血祭，是1950年5月的蘭陽工委會案，和1952年6月的羅東紙廠案。前者有盧盛泉等十四人被判刑，其中兩人死刑；後者有簡文憲等四十人被判刑，其中四人死刑。而宜蘭的白色恐怖，和台灣西部各縣市的白恐相比，災情仍屬較輕。

研究台灣教育史者，不能不注意戰後一個重大變化：1949年開始，當局對全台高中高職的校長進行大洗牌，只有聽命黨國、配合黨國、有黨國背景、無「不良紀錄」（從紅色背景、左傾思想，到自由主義精神都是）者能掌校務；若無這些條件，能力再強，也會被撤換。從這點來看，吳祖型能撐到1954年實屬奇蹟；若非宜蘭需要羅中，羅中需要美援，何能至此！

何秀煌(羅東中學校友，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所著的《見證時代的哲思》是迄今唯一見證羅東中學「吳祖型時代」的專書。(圖片攝影：李禎祥)

坐牢一年永離教育界

該來的還是來了。1954年2月，羅中敲定了美援，調查局的偵辦也告一段落， 遂於3月邀盧纘祥出面，以「縣長召談」的方式將吳祖型騙到宜蘭。吳依約前往，始知入彀，當天傍晚被調查局以專車載往台北扣押偵訊，從此永遠離開羅中和教育界。這是其第三次被捕，時年37歲。

調查局偵訊時，搬出「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話術，向吳軟硬兼施。從檔案看不出吳是否受刑，但他寫了十一次自白書，肯定是精神折磨。政治案件的自白書頗多魔幻之作，真假虛實交錯，很多是越寫越假，因為要配合偵訊者的好惡和想像不斷修改。因此前面提到吳在之江大學、四川大學、蘇常太游擊區的紅色經歷，雖出於本人自白，讀者無妨保留一點懷疑空間。

但連調查局都確信，吳祖型（即使真有紅色經歷）在台並無組織關係。吳說，他的思想早已轉變，尤其孩子出生，家庭樂趣倍增，「再也沒有什麼雅興談社會主義那一套了」。他現在是以「將功贖罪」的心情，忠誠為國辦理教育，唯一信念就是「把學校辦好」。

同年8月，調查局因吳「態度坦白」，報奉蔣經國的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請准感化後自新，感化為期半年。1955年1月，因表現良好期滿保釋，前後羈押將近一年。吳以為出獄後可重返崗位，殊不知資料組指示「交由調查局考管運用」，而調查局不打算放虎歸山，讓羅中變回「自由學園」；他們要吳另謀出路，並為他們服務。如此殘酷安排，吳所受打擊可想而知。但迫於形勢，只得在胞兄幫助下轉型從商，此後一直任職民營企業直到退休。

邪門監控長達廿八年

吳是將才型的人，轉戰商界依然功成名就。但即使做到「吳總」、「吳董」，仍有一個「背後靈」在監控他。他被官方歸類為「自首份子」（四種特殊份子之一），受調查局政治勒索。該局指派兩大任務：一是調查財經市場情報，二是蒐集「叛國份子」資料。前者因該局工作包括防制經濟犯罪，吳願意協助；後者屬於「偵防」範疇，講成白話就是當爪耙仔，密告反政府言行。這要陷人於罪，且吳本身就是受害者，故百般敷衍。該局的「特殊份子季報表」多次寫吳「偵防方面甚少表現」。能做到被運用又反運用，周旋工夫不在話下。

吳祖型的操守，何秀煌也有提及：吳初入企業界，進口機械器材。有一次親自到台大物理系推銷實驗儀器，負責採購的職員竟然開口向他索取回扣，「吳校長當場決定放棄這筆生意，以免助長這一種貪污的歪風」。

吾人研究「考管運用」，必須對當事人保持同理心，因為這是緊箍咒。吳起初也以「業務繁忙」為由消極抵制。到了1970年，調查局內部文件提到：「雖經交付任務，但該吳某表現不佳，且常有失聯之情事…是否仍有隱匿匪情之處，殊有疑問。今後對之考運，實有加強之必要。」這「隱匿匪情」云云是句重話，意味要撤銷自新，交付軍法審判。估計這話也傳給了吳祖型。在調查局施壓下，1973年由原本不定期聯絡改為每月見面一次，1974年再改為每週聯繫一次。

吳在業界的傑出表現，限於篇幅茲略。1983年，吳六十五歲，身兼東寧企業董事長和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監督兼國民黨團書記，終於獲得真正的自由。調查局第三處以其「對本局工作熱心，歷年來提供具有價值之政情、社情及經濟情報不勝枚舉，表現頗佳，對本局考運之反應良好」，且無安全顧慮，決定停止考管運用。這種邪門監控長達二十八年，就筆者所知，應是特殊份子最久的紀錄（之一）。

回頭看羅東中學。官方檔案顯示，羅中失去吳校長後，「校政日趨窳敗」（調查局語）；學習風氣退步；繼任的葉達光校長對計畫外行，美國人不滿，1956年停止供應美援器材，不久也被縣府撤職。《中華日報》1957年4月4日一篇報導稱該校「校務江河日下，學生成績一再低落」，「美援器材鎖在倉庫裡不知利用，教學亂七八糟」。從學生、地方人士、縣長（此時已換成甘阿炎）到美國官員，都透過管道要求吳校長回任，結果當然無效。調查局執行國民黨對左翼人士的焦土戰略，貫徹兩蔣的意志，羅中前途只能被迫犧牲。

羅中經此一劫，元氣大傷。原本至少可與宜中、蘭女並駕齊驅的學府，一直到吳祖型解除考管的1983年，都還是蘭陽平原的第三志願。追想這段歷史，令人不勝唏噓。它再度凸顯白色恐怖的無比複雜性：人權侵害不是只有關關殺殺這麼簡單，在特殊時空條件下，一個粗暴的政治動作，即可引發連鎖骨牌效應，影響無數學子的受教權益，使他們也成為白恐的間接受害者。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