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二十五年重看《悲情城市》，卻是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細節被重新發現自不待言，我更得以常常把目光移離畫面中心，看顧邊緣那幾乎要流出畫面外的角色。那些角色是沉默的，並不像中心那些人悲憤、慷慨激昂或者奔走呼號，但今天年近半百的我才知道，這才是歷史真正的況味。

就像那些本省或外省知識分子在九份的朝鮮樓上，附和樓下巡遊的人們高歌《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一幕。此情此景的確惹人熱淚，那失落不能回還的家鄉，不只是東北流人的專利，即使是身處台灣的台灣郎，也會觸景生情，聯想到「我在羅馬找不到羅馬」、「我是故土的異鄉人」之慨，同理而發憤以抒情，必然。

此鏡頭我記憶猶新，是所謂準確抓住了歷史的決定性瞬間吧。但鏡頭一角，第一個不應聲歌唱的人，是耳聾而失語的文清，這次的失語恰如其分象徵了最樸實的那一批台灣人面臨歷史話語大轉折時的失語，跟日後他在火車上被同鄉盤問掙扎說出「我…台灣人」的「獲語」恰成對比。歷史的傾軋，催生出失語者唯一的一次宣言，其後文清也漸漸在心中獲語，想說的話瞭然於胸。

鏡頭再稍稍偏移，更角落處，是始終不說話的寬美。寬美從小受日本良民教育，沒有機會接觸進步思想更別說漢民族主義歌曲，若果不是歷史顛覆，她根本就是一個日本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裡面日本殖民者身負的罪，對於寬美也是莫須有的原罪，稍懂歌詞大意的她，自然也會選擇噤口。

然而正是這兩個人承擔、傳承了1947年前後台灣那段傷痕累累、眾聲同呻乃至嘶啞難辨的歷史。啞巴文清為著溝通，與寬美書寫在便條簿子上的隻言片語，是最急切的旁證；而貫穿全片的寬美的日記紀錄，更是緩慢下來、痛定思痛的咀嚼。她被剝奪了話語權，但是她從容不迫地紀錄了悲情以外的那些人生，那些無可避免但又不得不承受的、幸存者的人生。

幸存者，多艱難。如果說寬美的哥哥寬榮讓人想起枉死在鹿窟的作家呂赫若（1914-1950？），寬美卻讓我想起張捷——畫家陳澄波（1895-1947）的妻子，在畫家遇難後守護他的作品四十六年，未能等來政府的一聲道歉，於1993年4月22日去世——寬美在寬榮罹難、文清失蹤之後的日子，想必也努力守護他們留下的文字與影像，也許終生等不到半句道歉。但她們已經習慣沉默，她們的沉默並非明哲保身，而是一種最基本的堅忍和不屈。

電影裡，當寬美的畫外音一響起，我就心痛如絞流下眼淚。從舊俄羅斯革命時期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到白色恐佈一封封絕命書的收信人，到高一生的女兒高菊花，無一不是以一生的堅忍傳承歷史，似乎她們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塊塊墓碑，抵擋著歲月的磨滅。但我們知道女性不應該是墓碑，而是當如寬美最初上山時，與文清遞給她的那束山花相輝映的明媚笑顏。

「樹梢的小鳩回家了

爸爸，這次是真的，我們一起回家吧

沒有國，沒有族，只有家

我輕輕哼出六十年前的歌

用聲音織巢

把稀薄的流霞、踉蹌的風、號哭的海

都編織在一起

比貝多芬唱片上的紋路

還要令人心顫呢

像母親簌簌的落髮」

傳說高菊花在她還叫做派娜娜的時期曾錄有一張唱片，我找不到，就算找到估計也是那時代她被迫歌唱的靡靡之音，所以我索性以她的口吻寫了上面這段歌謠。我相信，如果高菊花沒有被迫出讓自己的歌喉，必然會唱自由之歌。就像我相信，電影裡虛構的寬美日記，才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小說。

是為《悲情城市》重看札記之一。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