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看《悲情城市》，漸漸關心更多的，是電影裡的未亡人。也許因我們都是歷史裡僥倖的未亡人之故。

其中最卑微的，是丈夫文龍已經在菲律賓成為亡魂的二嫂，「終戰」後的台灣，她作為日軍遺孀自然不會得到任何恩恤與榮光，她也自覺寡言，充當一個《紅樓夢》李紈般的角色。更甚時，當姪女阿雪和來訪的寬美談到家中受二二八影響的近況，在一旁縫補衣服的二嫂喚了一聲阿雪，令她噤聲。

另一個卑微的，是吳寬美哥哥寬榮在山中結交的女子，看長相應該是原住民族，她幾乎是沒有說過一句話。她穿得非常潔淨，遠勝那些革命的男子，送茶上來，她先拿出抹布，把這山間木桌反覆有力地擦。後來她也成了未亡人，台共游擊隊的未亡人，自然也不會得到任何支援，作為「山胞」，也不見得會被山下大戶吳家接納。甚至，《悲情城市》的資料上都沒找到這個角色的演員名字。

她反覆擦桌子的動作，有點弦外之音，電影裡還有兩次這種擦拭，一是黑幫交談時，賭場的傭人一直在他們腳邊反覆擦木地板，就算被他們的腳阻擋也堅持不停擦拭。另一次就是三哥被從拘留中救回，血流一地，家中的女人也趕緊擦——這些都是侯孝賢的隱喻，他關注最普通的人面對大歷史輾壓之時，急欲維持「日常」的心願，哪怕是自欺欺人。

寬榮的「另一個女人」，則是更早從電影裡退隱的日本人小川靜子，劇本裡寫道她來跟寬榮告別時寬榮刻意避開了，於是才有了靜子向寬美留贈禮物的一幕，她留下來的，包括一把竹劍，屬於自己戰死的哥哥。

這把一直放在文清房間一角的竹劍，後來也從鏡頭一角不見了，讓我想起郭松棻小說《月印》裡那些被燒捲成廢鐵埋在花園角落的日本刀，完成這一切的，是一個極端的未亡人：文惠。說極端，是因為她是無意造成自己未亡人身分的悲劇人物。

但她也是被傷害者，不但被極權傷害，也被革命者傷害。

文惠的丈夫鐵敏，是左傾的青年作家，一直心儀著俄羅斯文學中的阿斯波塔瓦車站月台，不知道妻子心中也有一個月台，那個地方，恰好叫做梧棲，與「吾妻」諧音。前者是托爾斯泰死去的地方，後者是文惠的心隱秘地渴望著生活的地方。在前者，吾妻無法棲居。

文惠也急欲回歸「日常」，但革命者的日常與她想像的日常相去甚遠，甚至排斥著她。為了從革命（在小說中外化成一個風華美豔的外省知識份子大姐）那裏奪回自己的丈夫，她一時糊塗竟然去警察那裡舉報了丈夫私藏書籍。當然，她怎能料到暴政會因為一箱書，把相關的人都拉到了馬場町。

《悲情城市》的慈悲在於，片中的台灣人，沒有一個是舉報、出賣親友的人。即使劇本出現過一個出賣山間革命者的老洪，電影也沒有拍。

既然說到《月印》，就不得不也說到互為鏡像的《夜琴》，李渝的傑作。《月印》的主角文惠是本省人，無論如何還有一個母親、一個故鄉可以依靠，就像寬美一樣。而《夜琴》主角無名、無依，「父親沒有再回來，丈夫又是不見了的」一位外省婦人，丈夫「被失蹤」之後，連原本的教員宿舍也被侵佔，只得為牛肉麵店打工，艱苦度日，在愛爾蘭神父的教堂裡尋求唯一的慰籍。

「不離棄自己的終向，不失落超性的生命，不隱瞞自己的存在，不背棄自己的過去。」這就是她在教堂得知的。這句話，不但支持著她的守候，也勉勵所有的未亡人、幸存者吧？在所有的劫難之後，我們只應瞪視劫難——文清的照相、寬美的日記，也是這樣的堅持。

題外話也是題內話，《夜琴》裡二二八其時，這對外省伉儷，是得到了一位「六年級的一個女老師，台灣人」的庇護，「要他們到她淡水河邊的母親家躲一躲」，這肯定是那個人性未泯的時代常見的真相；《悲情城市》裡金瓜石醫院的客家院長也勇於收留受傷的外省人。但批評者說《悲情城市》太多篇幅描寫本省人打外省人了，其心可誅。

其實《悲情城市》少著墨於本省人被屠戮，除了解嚴剛啟審查猶厲的原因，還有一點是侯孝賢並不想單純用大場景、大歷史的方式去紀錄和控訴。他把電影的另一條主線以上海幫欺負本地流氓林家貫穿，這「時政以外」的戲劇衝突就是一個大影射，最後那個穿長袍的阿山直接掏出了槍打死大哥文雄，熱兵器解決了冷兵器，外來政權消解了本土人情勢力。

是為《悲情城市》重看札記之二。

※作者為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