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29日，第二屆國家文藝獎舉行頒獎典禮。文學類由作家黃春明獲得。他發表一篇充滿故事性的感言〈王老師，我得獎了〉，感謝一位「我一直把她當著在前頭指引我的一盞明燈」的恩師王賢春，並提到他在羅東中學的求學往事。

黃春明記憶中的王賢春

黃春明說，1950年在羅東唸初中時，王賢春是他的級任老師和國文老師。有一天作文課，王老師發還作文本子，黃春明得到甲下，但老師叮囑黃勿抄襲。黃覺得冤枉，為證清白，請老師另出題目讓他寫。老師出〈我的母親〉，黃隔天即交稿。老師看了，以朱筆密密麻麻點評，眼眶含淚讚許：「你寫得很好，很有感情。」之後又送契訶夫、沈從文的小說集供黃閱讀，並常找時間問其心得。

「沒多久，王老師在課堂上被帶走了……又沒有多久，據高中部的學長說，他們去參觀國防醫學院，好像在解剖室的那裡看到王賢春老師。據說她是匪諜，是中國共產黨青年南方工作隊的隊員。」黃春明回想王老師，瓜子臉，留瀏海，穿一襲陰丹士林藍旗袍，很像民初電影裡面出現的姑娘。他感嘆這位年輕而理想遠大的老師，因信仰與此地不符而犧牲，「可是她愛國家、愛民族、愛廣大窮苦百姓的情操，不是我們人類一再在學習和修練的功課嗎？當我獲悉得獎的消息時，第一個讓我想起來的人，就是王賢春老師。」

這篇感言描述一位春風化雨的老師及其受難故事，內容既溫馨又震撼，然官方的槍決檔案查無此人。筆者對此特別留意，畢竟這是多年來關於王賢春的唯一線索。惟資訊稀少，很難考證這位謎一樣的人物。直到2020年調查局的《吳祖型案》出土，收錄若干人對王賢春的若干敘述，才證實確有其人。不過和黃春明的回憶對照，竟有意想不到的翻轉。

王賢春印象的四個疑點

王賢春是誰？綜合調查局羅東直屬小組和羅東中學「細胞教員」的報告（以下簡稱調查局報告），他是江蘇人，南京臨時大學畢業（一說是南京中央大學先修班學生，兩者為同一學校）；在南京時行動左傾，後逃匿台灣；吳祖型第一次任羅中校長時，聘王為羅中教員。王在該校亦「言論左傾，行動鬼密」。後吳離開羅中，調任台北縣教育科長（一年後調回，請見筆者另文〈羅東中學白色恐怖：吳祖型校長的悲劇傳奇〉），校長由司兆鵬接任。王突然有一天，未知會校長即匆匆離校。

王為何離校？與一位新來的教員呂耀謙有關。調查局報告稱，呂對王在「內地」行動知之最詳，因此「呂君到羅中後一星期，伊忽於一日晨五時密攜行裝，不辭而別，不知去向。在行前天晚上，猶與同仁計畫校事。」按，這段文字描述的時間點，是吳任台北縣教育科長期間（1948.08-1949.08），因此黃春明1950年唸羅中時，不可能碰到王賢春。這是第一疑點。

其次，調查局報告說王賢春是「密攜行裝，不辭而別」，而黃春明說他是「在課堂上被帶走」，兩者出入甚大，這是第二疑點。再者，中共沒有「青年南方工作隊」，與台灣白恐有關的是「南下工作團」（如殷穎案）。但該團主要號召平、津青年學生參軍南下接收「解放區」，而王賢春卻是江蘇人，這是第三疑點。

第四疑點更大。調查局報告稱，吳祖型延聘「左傾匪嫌份子」徐耕寒、王賢春、賈伯松、禚仲明、高其昌、童禮娟、許史華、徐敏之等教員；並指控吳在羅中組織「自我教育團」進行分組：郭昌耀為第一組組長，童禮娟為第二組（女生組），高其昌為第三組，王賢春為第四組副組長，吸引各班優秀同學參加，以級會名譽來組織學生。

請注意，該報告對「女生組」特別標出，意味其他三組（包括王賢春那一組）都是男生，而檔案其他資料也未提到王是女性，這又和黃春明對王的女性印象截然不同（雖然「自我教育團」的指控難定真假，但不妨礙其性別分組的指涉）。上述疑點，讓原本謎一樣存在的王賢春，更加撲朔迷離。衡諸常理，事件前後的檔案應比半世紀以後的回憶更為可信。因此這些疑點的合理解釋，就是黃春明的記憶發生「細節誤植」。此乃人之常情，不足為怪，口述史和回憶錄即多此例。

護士共諜充當國文老師

既然不是王賢春，那黃春明筆下的女老師又是誰？答案可能在吳祖型的自白書中（1954年3月13日）。他說，1948年一位蘭陽女中教員劉登峰，透過台北縣教育科長夏邦俊介紹，前來羅中找他。以後劉便常來，並向他推薦教員童禮娟，童又向他介紹兩位教員許史華、王賢春，「那時師資極缺乏，我就聘用了」。吳說童、許、王都教國文，喜歡選「左」的文章來教。由於童禮娟也教國文，那麼黃春明筆下那位留瀏海、穿旗袍的老師，很可能就是童女，只有她符合女性+左翼+國文老師+與王賢春同掛這四個條件。

不過吳祖型說，1949年初「大陸局勢急轉，有一天王賢春突然走了；不久許、童相繼離職」。可見童女並不是「在課堂上被帶走」；事實上，她回到中國（考證官方檔案和童女憶述，時間點應該落於1948年底到1949年初）。

童禮娟有點來頭。她是浙江人，畢業於上海「中德產院」附設護校，真實身分是護士。另一身分是共諜，在護校時入黨，來台前以「上海市婦女聯誼會」為中心展開婦女工作，並參加「上海文藝青年聯誼會」，因而認識文藝界人士；加上文筆不錯，才能以非科班出身，加上特殊條件，滲透到羅中教國文。

所謂「特殊條件」有兩點：一、羅中位於後山，師資缺乏。招聘不易，故吳祖型破格任用；二、從夏邦俊、吳祖型到劉登峰、童禮娟、許史華、王賢春都是左翼人士，用現代話來說，都是同溫層的人。同溫層比較好講話、好商量。吳祖型的自白書即不諱言：「我思想左傾，對左的教員很同情。」

其中夏邦俊是江蘇人，有民盟關係，非中共黨員，1954年被捕，判刑三年六個月。劉登峰是中共黨員，福建人，雲南大學畢業，1949年逃往中國。許史華疑即許定梅，浙江人。回中國後，1950年在上海創辦「泥土社」，曾出版王思翔的二二八名著《台灣二月革命記》。後捲入胡風事件，坐牢十一年，出獄後潦倒自縊。

從劉登峰和童禮娟這條線索可以發現，他們來羅中，不是單純為了教書，而是利用同溫層環境，伺機發展組織、吸收成員。這才能合理解釋：何以吳祖型在的時候，他們一個拉一個進來；吳祖型不在時，他們一個接一個離開，儼然集體行動。因為繼任的司兆鵬校長不同掛，新來的呂耀謙更可能破壞其計畫，為免組織曝險，不如盡快撤出。

蘭陽女中的白恐風暴

從這點來看，吳祖型在1948年8月調離羅中，影響非同小可。它讓中共地下黨緊急剎車，放棄滲透羅中，從而讓羅中降低白色恐怖的衝擊；若更大膽推理，或許可以說，「從而保護了黃春明」。

此說並非聳動。事實上，溪北就有一個明顯的對照組：蘭陽女中。1947年童禮娟滲透羅中時，她的先生廖臨也滲透到蘭女。廖出身江蘇嘉定望族，也是中共黨員。而在蘭女活動最積極的，就是劉登峰。劉曾在蘭女、師院附中（今師大附中）教歷史。在蘭女時。吸收該校教員彭欽嗣和學生馮守娥、陳錦萱，以及羅東國校教員馮錦煇（馮守娥之兄）加入省工委「蘭陽工委會」；在附中時，則鼓勵學生劉仰峰等人參加左翼讀書會。

此外，台大醫師郭琇琮（台北工委書記）也透過劉登峰這條線索，吸收蘭陽女中教員陳蒼柳，陳又介紹同校教員廖水萬參加組織；廖水萬、陳蒼柳與羅東中學教員徐茂德是好友，時相往來，官方稱徐受陳、廖「宣傳濡染，思想左傾」。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橄欖球隊史上，羅東中學曾是一支勁旅，1948和1958年的全省錦標賽都踢進第二名，僅次於建國中學。而羅東橄欖球運動的開創者之一便是廖水萬（另一位是後來當縣長的陳進東）。黃春明1948年讀羅中時，即曾加入該校橄欖球隊。

1949年初，潛伏在羅東中學的王賢春、許史華、童禮娟陸續撤走，劉登峰在蘭陽女中按兵不動。四六事件發生後，才奉中共指令離開台灣。1950年，當局破獲蘭陽工委會，劉登峰吸收的人：馮錦煇被判死刑，馮守娥10年；彭欽嗣逃亡後自新，陳錦萱不詳；劉仰峰三度入獄，最久的一次是1962年（時為南強中學教員），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名（指讀書會）判刑五年。這是劉登峰直接發展的部分。在間接部分，1951年11月28日陳蒼柳被捕，29日廖水萬自首，30日徐茂德被捕。陳判刑12年，徐感化3年。總計文教界直接間接與劉登峰牽連的人，至少有1人死刑、3人徒刑、1人感化，2人自新自首。

劉登峰的「匪諜三兄弟」

不只如此，劉登峰還策反其父劉晉鈺（台電公司總經理，孫運璿的上司），囑其為中共攻台之內應，官方指控劉父「允為保全電廠設備及一切賬籍，以備共匪接收」。事實上，劉登峰還有兩個弟弟：登元、登明；登元還有一個女友匡敏，都就讀台大，也都是共產黨人，從事地下工作。這個「匪諜三兄弟」或「匪諜四人組」在1949年撤離台灣，留下老眼迷離的劉晉鈺。1950年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落網，供出劉晉鈺，同年劉判死刑，槍決於馬場町。

不只如此，劉家第四子劉登勝也是台大生，劉晉鈺說他「言論有點左傾」。任職中央研究院數學所時，欲申請留美，當局不許，經院長胡適力爭，甚至說「願意為劉君作保」始予放行。然1974年這位「旅美數學家」仍赴北京講學，受到中共高規格接待。至於他是否地下黨員？尚缺可靠資料證實。

回顧這段歷史，對於劉登峰、童禮娟等人插足羅中，就不難理解了。簡言之，他們要在蘭陽女中之外，開闢第二據點，並安排多名同志前來活動。這裡有一個問題：吳祖型知道嗎？對此吳說，他直到劉晉鈺案發生，才知道劉登峰是共黨，「事前決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政治身分」；並說劉登峰「開口閉口馬克思理論」，有點討厭他過火；還說「有一次，王賢春要教唱『團結就是力量』，我沒有答應他。」這首「團結就是力量」作於1943年，是著名的「紅色愛國歌曲」，與國民黨救國團教唱的〈團結團結就是力量〉（改編自美國歌謠，黨外街頭運動曾改名為〈團結團結為著台灣〉），歌名相同，靈魂相異。

吳祖型的話應屬可信。中共為了鬥爭需要，對地下黨員力求隱蔽身分，各自單線領導，乃至同為一家人，同入共產黨，卻不知彼此是黨員同志。連家人都能互瞞，何況對其他人。即使在同溫層中，也是各取所需，各有心防。

雁過寒潭投影，照亮少年文心

1947年吳祖型對左翼包容，羅中被一群紅色教員「團進」；1948年吳調任他職，環境生變，羅中又被這群紅色教員「團出」。他們伺機觀時，來去匆匆，在羅中猶如雁過寒潭。只有一抹影痕被一位羅中少年捕捉下來，烙印心版，化作美麗的記憶——雖然年深月久，記憶有點發酵。

這位羅中少年，自帶龐大的文學能量，在創作上，不需要作文老師，甚至不需要啟蒙老師；只需要一段偶然因緣，有人給予關懷鼓勵，他就能將之轉化為創作動力和點路明燈，直到成為一位大師級作家。對台灣文學來說，這段因緣短得剛剛好，既照亮繆思少年的文心，又不致讓他捲入白色恐怖。

最後回到本文題目。王賢春下落如何？是回去中國，還是躺在解剖台上？其實黃春明的學長只是「好像看到」，既然是好像，而且黃未親睹，在學術證據上隔了兩層，這條線索也就不那麼重要了。除非有新的發現，否則「尋找王賢春」至此可以告一段落。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