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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人物】我不想平凡死去 下野後的一人理事長葉金川

張若瑤 2017年05月14日 11:10:00
辭去「血液基金會董事長」職務的葉金川,現在是「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的理事長,是無給職的「虛位」,沒有任何志工與資源,是稱謂好聽但無關緊要的存在。(攝影:李隆揆)

辭去「血液基金會董事長」職務的葉金川,現在是「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的理事長,是無給職的「虛位」,沒有任何志工與資源,是稱謂好聽但無關緊要的存在。(攝影:李隆揆)

「紅十字會可以倒,血液基金會不行。」

 

血沒有藍綠,人才會起分別心,「只要1%的人不愉快,就有1%人沒血用。」

 

今年1月中,台灣單一捐血機構「血液基金會」捲入國民黨黨產風波,當時身為董事長的葉金川,炮打行政院「逼宮」後請辭,挺台獨的「血液之母」林媽利跳出來點名衛福部留人,「是葉金川讓捐血體系由黨營變獨立」,3月中董事會過後,葉金川正式卸下職務,交棒給新光醫院院長侯勝茂。

 

眾聲喧鬧完,葉金川沒有離開「血液」這塊版圖,旋即接下「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理事長,辦公室就在「血液基金會」隔壁棟3樓。

 

「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理事長是無給職的「虛位」,是稱謂好聽但無關緊要的存在,麾下沒有人手與固定業務,名義上負責發行溫馨「捐血人」故事的《熱血雜誌》,會員與志工皆隸屬「血液基金會」,做好做壞都是擲地無聲的。

 


 

 

葉金川是大稻埕的孩子,出生在國共戰爭大勢底定的1950年,那時政府對外暫化干戈,對內卻開始整肅異己,「政治」是小老百姓不能碰觸的敏感議題。

 

「我家很窮,是第一線工人。」有記憶以來,爸媽靠一台印刷機四處接案,養活8個孩子與雙親,1家12口,全擠在低矮簡陋的土坯房裡。

 

小時候腦海裡的殘影,只剩父母焦慮奔忙的臉孔,「他們窮到無法好好照顧我」,還好阿公特別疼愛這個么子,「他唸《三字經》,我會跟著複誦。」小葉金川顯現的聰明靈活,不該因維持這個家的溫飽被犧牲,「阿公希望讓我受教育,但哥哥姊姊卻沒機會上學。

 

差12歲的大哥,一當兵回來就得去做粗工,還不識字的葉金川,當下明白,念書是他唯一脫困的方式。

 

 

 那一年,搬離沒有書桌的12口之家。 

 

 

後來,葉金川得以在大橋頭永樂國小上課,他卻不若一般小學生天真開朗。「我們家的孩子,1年只能去台北圓環換1次新鞋,體育課我會把媽媽過年買的脫下來,赤腳跑操場。」沒有玩具的童年,「尪仔標」與彈珠都是借來的。

 

飯都吃不飽,怎麼有錢註冊?「差9歲的大姊,去銀行當小妹,高中畢業前,學費都是她繳的。」親人是葉金川遺失的一塊拼圖,他很少向外人提起。

 

1968年,葉金川考上大學,立刻申請入住他口中「公墓附近」的「帝大」(國立台灣大學前身)宿舍,「現在可能不見了。」終於,葉金川搬離沒有書桌的原生家庭,自此不曾再住回去

 

西元1967年,17歲的葉金川(中)正值高三,和當時建中的同學,一起去畢業旅行。(葉金川提供)

 

7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興起,又遇上退出聯合國風波,1971年台大總圖側門出現一張「釣魚台是我們的」海報,由台大僑生社率先發難,掀起全台「保釣」學潮。而自1968到1977年都待在台大念學士與碩士的葉金川,雖然知道有事情正發生,卻相對保持冷靜,「熱血和衝動有時候是錯誤的,我不會一昧跟著別人去。」

 

醫學系課業繁重,葉金川課餘還得接家教養活自己,沒那種出身與背景,或者也是一種幸運,「彭明敏的兒子彭旼和我是大學同班同學,因為家庭的關係,他很沉默,幾乎不太說話。」

 

主動關心時事的,大多念法律或政治系,「完全沒參與過學生運動,國家走到哪裡去,不是我能影響的。」葉金川說,那已超出能力範圍。

 

曾有上千名退伍軍醫,在台大校門口集結,要去國民黨黨部抗議,葉金川和醫學系同學也只好奇看一看,沒人想上前去表達什麼意見,「那時候他們叫『總統牌醫師』。」

 

 

 當醫生,要一個一個救,太慢了......。 

 

 

對政治興趣缺缺的葉金川,寒暑假空檔全投入「社會運動」,「我很熱衷辦『山地醫療』服務。」喜愛大自然的他,大二加入台大登山社,大三遇上陳拱北教授(烏腳病終結者),這位讓他人生急轉彎的「伯樂」。

 

同樣在風起雲湧的1971年,陳拱北領著這群學生與一位住院醫師,到宜蘭大同鄉,卻看見有名男子在道路盡頭挖洞,把他架離,沒多久又跑回來,「這樣才能讓車子掉下山」,他認真的眼神中帶著明顯的瘋狂。葉金川驚覺,精神病不是「山地醫療」能解決的問題,「要有制度,長期追蹤,放假才來是自己好玩,對病人一點幫忙都沒有。」

 

恩師名言「當醫生,要一個一個救,太慢了,不如做公共衛生,可以救更多人。」葉金川深受影響,尤其陳拱北臨終前叮囑他,「你好好做公共衛生,那我這輩子至少還有人繼續往下走。」

 

上圖為西元1971年,大三升大四之際,21歲的葉金川(右三)與大學同學,到宜蘭縣大同鄉進行「山地醫療」服務;下圖則為1972年的苗栗縣泰安鄉,右二為陳拱北教授,左一為葉金川。(葉金川提供)

 

從南部北上來念台大醫學系的人,大部分會背負臨床的期望,或得接下家族的診所,「我完全沒這個壓力,決定研究所念公衛,也不必跟誰講。」赤手空拳的勇氣,是一種包裹著自由的孤單

 

1975年醫學系畢業,葉金川進台大醫院當實習醫師,自此暗下決心將來不走進白色巨塔內,「跟個性也有關係,我比較內向,不想一個接一個面對病人,做routine(常規)工作。」1977年公衛所畢業,葉金川去國防醫學院當教官,教大四生流行病學;1979年退伍後,他以第一名成績錄取台大內科「住院醫師」卻棄權,「醫學系的同班同學,不需要當兵的女生,已經在做主治醫師了。」

 

重頭開始不容易,剛好當時的衛生署長王金茂(第2屆,1974到1981年)與陳拱北有交情,遂直接聘他當9職等技正,「我只做了半年,就留職停薪公費去哈佛。」

 

工人之子考上醫學系再赴美留學,不穿白袍卻走入公衛領域。

 

 

 退休也不辦就逃開健保局,當然有原因。 

 

 

博士沒念完,葉金川1982年就被新任衛生署長許子秋(第3屆,1981至1986年)急召回國當醫政處處長,著手建立台灣醫療網,而血液事業正是醫療網一部分,「林媽利孫建峰教授(長庚病理學科主任),兩位都是和我一起做血庫評鑑的醫師。」以DNA研究為台灣人溯源的知名學者林媽利,與葉金川就是當時相識的。

 

公職人生拼拼湊湊23年,葉金川中間當過3次逃兵。

 

最心力交瘁,頭也不回的那次,是為了「全民健康保險」。1994到1998年籌備制度與當總經理的草創時期,執行到完成階段性任務,葉金川如避難般飛奔慈濟大學教書,「退休也不辦就離開衛生界,當然有原因。

 

西元1995年,全民健康保險成立周年開記者會,45歲的葉金川(中),是首任總經理。(葉金川提供)

 

醫界幾乎一面倒發出抨擊之聲,開始的頭兩年,葉金川孤軍奮戰到快喘不過氣,「受益的人有對國家說句謝謝嗎?」沒獲得同業肯定與正面回饋,他哀莫大於心死。

 

「全民健康保險」只是一個「財務制度」,不等同於台灣整體「醫療服務」,那是必須由醫院所扛起的「社會責任」。實話有人敢講嗎?誰想和白色巨塔為敵?

 

公部門掏錢給私機構,醫療變逐利競爭,患者的濫用成票房保證,這三方是環環緊扣的,「每個人都得負起自己的責任,不要事事全賴蔡英文,動不動就怪馬英九。

 

門診部分負擔與醫材自付差額,是葉金川和時任衛生署長的張博雅(第5屆,1990到1997年)討論最多的事項,「我比較保守,不希望一次收過頭,以後還有機會增補。

 

 

 我若繼續留下,會害死血液基金會。 

 

 

以前有意見相左,葉金川大部分會順著張博雅,「只有財務寸步不讓。」

 

政策無法只討好醫界,「當初如果不夠強勢,這個制度很難建起來。」陷入回憶中的葉金川,不自覺半瞇雙眼,「我是開創的人,不適合守成。」解決不了如萬箭湧動般的抱怨,他揮揮衣袖轉頭而去。

 

另外兩次腳底抹油,則是政治叢林探險記,那是別的故事了。

 

48歲後的人生,葉金川被冠上台北市衛生局局長、台北市副市長、總統府副祕書長的職稱,以「行政院衛生署署長」畫上句點後,他又回到慈濟大學教書。過了3年的清靜生活,葉金川2014年,應前台灣省政府衛生處長胡惠德之邀,接下血液基金會,而後罹癌再康復,2017年1月中,黨產風暴襲來。

 

擔任血液基金會董事長後,葉金川(右三),也常跟志工上街頭推廣捐血。圖為2016年底啟用的花蓮中山捐血室。(葉金川提供)

 

我留著,會害死這個機構。」講完乾笑了幾聲,葉金川低垂目光,把玩手中的老花眼鏡。所羅門王看見兩個女人在路邊爭嬰兒,建議她們乾脆剖開一人一半,你是媽媽會怎麼選?「只要他活著,有人照顧就好。」

 

血液基金會」正是葉金川生下的孩子。

 

從媒體上得知昔日戰友替自己抱不平,葉金川沉默好一段時間,才打電話給林媽利,「我已經辭職,她再怎麼講也挽不回局面。」

 

葉金川明白一下台,潑灑在血液基金會上的顏料,會自動褪去繁複層次。他的兩個考量很簡單,一是「民不與官鬥」,二則為「林奏延是好人」。

 

 

 爭一時之氣抖出來,倒楣的是林奏延。 

 

 

公平正義多久會實現?事實真相能百分之百澄清嗎?葉金川心中早有定見,「社會企業硬扯藍綠,總有人不爽,資源用在民眾身上,豈容國民黨說了算?」牛角鬥牛角,垮的不只牛棚與牛。

 

一直放話解釋,最後該把刀鋒向著誰呢?想著反正年底任期屆滿得改選,葉金川索性將「行政院要我辭」的話吐了又吞,「我爭一時之氣全抖出來,倒楣的是林奏延,帳全算他頭上。

 

手邊留有衛福部官員的Line紀錄,那位葉金川昔日同僚的訊息,成了有憑有據的催討關鍵。但斬信使的頭無法讓黑手曝光,何苦波及舊識呢?

 

一個是以前手下,一個是醫界友人,「我不願意啊」,反正踏入公門揹的黑鍋不差這樁,比較令葉金川意外的是,不到半個月,林奏延竟不幹了,「他在,我沒開口,離開就更不用再提。」棒擊落水狗對葉金川來說,是霸凌。

 

接著新任衛福部長陳時中來了,另一位董事侯勝茂接下血液基金會,異議也消失無痕。

早期的「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確實是國民黨黨營事業,在葉金川的推動下,1990年另立直隸衛生署的「血液基金會」,推動無償捐血。隔年,「紅十字會」全面廢止在各醫院設置的血液銀行,血牛逐漸絕跡,血液事業也正式肩負起醫療政策的重要角色。

 

「所以,紅十字會可以倒,打仗誰都能去救人,但捐血不行,只要1%的人不愉快,捲入藍綠鬥爭,就有1%的人用不到血。」神情由落寞轉為憤懣,葉金川不自覺在空氣中揮動雙臂。

 

當年將主導權由「中華捐血運動協會」轉移至「血液基金會」的葉金川,可能沒料到,27年後他竟回到這個曾致力改革的組織內,「現在這邊(協會)沒有錢的問題,只負責教育宣導,碰到醫療與執行層面的,都歸基金會。」

 

講好聽是人民團體的理事長,實質上什麼都碰不到,葉金川留在空殼內難道不沮喪嗎?「人都需要舞台,讓你能用力表演,如果沒有目標,人生已經死了啊!你只是會動的軀殼。


 

 

 人命關天的才爭,非我不行的才做。 

 

 

儘管是否出現在辦公室看似無關緊要,葉金川平日仍固定來開電腦寫文章、翻書聽廣播,或安排接下來的旅程,原定70歲騎車壯遊美洲3600公里的夢,也因提早3年退休,而有更清晰的輪廓。

 

步步驚險步步行,葉金川並未放棄擘畫每個明天的可能性。他有個數十年如一日的習慣,把腦海中浮躍而出的片刻靈光化為文字或圖像,讓想法成為實相。這個月的空白筆記本上,有寫給侯勝茂的「血液基金會地雷圖」、為樂趣設定的考領隊執照、寄情山水間的經營樂活村。

 

停不下的腳步,定不完的目標,「休息」是打烊才會出現的字眼,「我不想一輩子就這樣平凡的死去」,葉金川抗拒過度規律的生活,日復一日原地打轉什麼都留不下,「要有塊能把國旗插上去的地方啊!」眼尾幾道放射狀的紋路,在葉金川大咧咧露齒時顯得特別深長。

 

就算只是「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的1人理事長,葉金川仍在空白筆記本上,列下這個職務該做的項目,包括寫給新任血液基金會董事長侯勝茂的「地雷圖」。(攝影:李隆揆)

 

掛臉上的面子,坐臀下的位置,都不及人命關天,「會死人的才爭,非我不行的才做」,綠營眼中的肥貓血液基金會是義務,醫護唾罵的健保制度設立則像玩命,「一生一次已足夠。」

 

如與鄰居閒話家常般細數近期目標,葉金川沒忘記照顧被抱走的孩子,空白筆記本的最新面,仍是獻給它的綿密情感,「專長訓練重點、志工和捐血人招募要項、捐血室經營、Line的宣傳應用,類似這些啦!」

 

在長長迴廊頂端亮著燈的辦公室內,沒有山頭可供插旗,站上聽不見掌聲的舞台,葉金川現在是「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的「一人理事長」

 

「我不想一輩子就這樣平凡的死去」,葉金川抗拒過度規律的生活,做每件事,他都希望能像牆上掛的那張圖可以攻頂,「要有塊能把國旗插上去的地方啊!」(攝影:李隆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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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寫葉金川/騙人的政治

 

 

‧影片:蘇依俐

‧剪輯:黃大維

‧攝影:李隆揆

‧撰文:張若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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