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化部長龍應台近期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表評論文章〈北京未開一槍，已給台灣社會帶來裂痕〉，引起網路上一片討論。許多批評者著重龍應台的論點本身，指責他的主張太過鄉愿，或者失之不公平。

在這篇文章中，我無意直接評論龍應台的論點，而是希望倒退一步，討論龍應台這樣的論點，背後反映出怎樣的世界觀。我認為，龍應台及其支持者的世界觀中，認為「支持台灣主體性立場」的人，就等於對內撕裂、對外挑釁；而這樣的世界觀，源於台灣1980、90年代的族群衝突，那段時間的衝突，造成外省人對於黨外、對於台獨主張的不信任。

換言之，族群衝突的歷史，形塑了外省第二代的世界觀，使得龍應台即使認可自由民主的立場，又即使知道是中國要對台灣發起侵略，卻仍會優先指責台灣的「台派」。

現在討論台灣政治仍提及族群，似乎有些過時，但如果上述觀察正確，這就意味著，族群因素其實並未真正消散，仍以某種隱約的方式，影響著台灣的公共討論，是我們必須面對的。

台灣族群因素並未真正消散，今天仍以某種隱約的方式影響著台灣的公共討論。（資料照片／攝影：張家銘）

龍應台理論上應該能同理備戰派

面對「中國威脅台灣」此一事實，龍應台確實承認，並非活在平行時空。在文章中他清楚提到，是中共而非台灣在以武力威脅對方。他在紐時文章的第二段，就已經清楚的比喻，台灣面對的狀況，等同於「一個更強的霸凌者威脅你」──而「霸凌者」這個比喻，是很多台派也會使用的，明確指出中國是主動侵略的一方。

但即使龍應台看到這一點，面對霸凌者，他仍認為是台灣方面、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對話」做得不夠。而面對國內的社會討論，他也以同樣的方式，說是「備戰派」的人在撕裂社會、破壞寬容。

難道是因為龍應台根深柢固地認為「台灣人本來就該乖乖接受統一」，所以才認為不應備戰嗎？我並不認為，從龍應台過去的文章看來，他雖然抱持中國認同，但他應該很能同理人們為何「不想被統一」──即使這代表現實上必須備戰。

最好的證據，是他2006年寫給胡錦濤的公開信〈請用文明來說服我〉。信中，他提出他在「家國認同」上認同中國，但他更堅持「價值認同」，這個價值認同是自由派的、是民主派的，在這樣的價值認同下，他不能認同胡錦濤主政的中國。所以他說：「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他批評中共「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問胡錦濤，如果中國在他主政下是如此價值顛倒的國度，那麼「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麽呢」──龍應台17年前就認為，我們沒有談統一的條件，17年後、面對習近平主政的中國，他理應更認為沒有。

既然如此，龍應台即使在「家國」上認同中國，又怎麼會不能同理，台灣有許多人為了捍衛民主，也就是為了他所說的「價值認同」，而不願意被中共統治，因此願意備戰？為什麼甚至會認為備戰意向之普遍，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

如果他承認中共是發起侵略的那方，又一直都認為，統一不是台灣人本該接受的事情，那麼，他為什麼會把對話的責任，以及造成社會「分裂」的責任，都放在備戰派身上？

「不信任台派」的世界觀

我推測，這樣的論斷，很可能是出於龍應台身為第二代外省人的「世界觀」。雖然龍應台在〈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宣稱「價值認同」高過「家國認同」，但在「價值」與「家國」之下的深處，還有一套「世界觀」，他自己或許都沒能察覺。

在這個世界觀中，所謂「台派」，一直都是撕裂與挑釁的元兇。他先入為主地認為台派是亂源，於是他才會在侵略者如此明顯的狀況下，即使秉持不認同中共的價值觀上，仍然認為是台派既挑起戰火、又引起分裂。

這個世界觀並非戰後就出現，而是從80年代開始的。密蘇里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孟軒在《逃離中國》中寫到，外省族群面對80年代台灣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聽到本省人喊著「台灣人出頭天」，經常感到「擔憂和敵視」。他們擔憂所謂的出頭天，就是要排擠外省人。在這個關口，一些外省人就開始認為，所謂的台派，就是在「撕裂族群」，更具體來說，就是在迫害外省人。

這種危機意識，不單是針對公務人員名額分配等個別的問題；相反地，面對本土化的浪潮，當時青壯年世代的第二代外省人，認為自己將被根本地排除、否定，因此產生恐懼。楊孟軒寫到，雖然本土化對本省人來說是「修復式正義」，但對外省人來說「卻成了抹黑行動，是對外省人歷史、記憶和主體性的全盤否定」。具體而言，楊孟軒和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王甫昌等研究者都提過，當外省人聽到「黨外人士」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就感覺到台派也把他們當作「外人」──當他們聽到自己在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上，被當作「外來者」，是跟著蔣介石來台灣的殖民幫兇時，覺得自己被針對。

在90年代，一些事態的發展更成為指標性事件，加深了外省人對於「台灣主體性主張者」的敵視，更認為他們是帶來危險的亂源。1993年，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受訪時，提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看待國民黨政權如同外來殖民政權。

1994年，由外省菁英為主幹的新黨，幾名黨籍候選人到高雄造勢，當地民進黨支持者舉起「中國豬滾回去」的布條，對外省人而言更是證實了他們的恐懼（即使這幅布條是否真的針對外省人是有爭議的──有些人解釋，這幅布條針對的是本省及統派朱高正）。選舉期間，更出現耳語，宣稱民進黨如果當選，外省人都要被推下海。1996年的台海飛彈危機，更擴張了許多外省人的恐懼，認為李登輝路線甚至會引發戰爭，不只是撕裂，更是挑釁。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外省籍作家朱天心才會在小說《古都》的開頭說：「難道，你的記憶都不算數……」說的就是本來在主流位置的人，突然被貶為外來者的心情。這也不只是文學家的感嘆，而也實際體現在日常生活的互動當中，比如李廣均、馬一龍（Mahlon Meyer）和楊孟軒等人都提到提到，很多外省第二代在此時開始會掩飾自己的家庭背景，不敢承認自己是外省人。

因此，在一些外省人眼中，政治文化的本土化，台獨的政治立場，以及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加上李登輝），三合一元兇，既對內造成撕裂，又對外造成戰火──而這，正是龍應台這篇文章所抱持的根本論調。

至今仍處處可見的世界觀

從這個角度，我們才比較能理解，為什麼龍應台即使看到中國的飛彈與戰機，又即使知道是中共想併吞台灣，甚至即使連胡錦濤主政的中共都不認同、認為沒有談統一的條件，都仍然認為對外「不好好對話」和「挑釁」的責任在備戰派，對內造成社會分裂的也是備戰派。

他們的世界觀先入為主地認為，談台灣主體性就是亂源，這不是因為現在蔡英文政府做的任何事情，而是80年代至今殘存的敵視與不信任。當然，這樣的世界觀並不只在第二代外省人中間有市場，隨著外省知識分子的傳播，一些本省人也有類似的世界觀。這也解釋了龍應台這樣的論點，為什麼仍有一定的市場。

這樣的世界觀，不只出現在龍應台的文章裡。從這樣的角度，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年輕的倡議者討論二二八時，明明著重在討論國民黨政府的血腥清鄉，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反省歷史上的不義，而非要「聲討外省人」，但一些人、尤其是第二代外省人，現在還會說「談二二八在撕裂族群」──二二八的討論，是80、90年代族群衝突中出現過的元素，這觸發了外省族群的恐懼。

在他們眼中，台派、備戰派就是新的「本土、台獨、民進黨」，他們用80、90年代中學到的、在外省危機感與恐懼感中形塑的世界觀，理解當前台灣面對的威脅，以及現在的政治討論，而這也是年輕一代不論族群，經常感到費解的地方。

既然這種世界觀仍然存在，尤其存在於某個世代跟族群背景的人之間，那麼，這就是我們公共討論中必須注意的事情。思考怎樣的對話策略最好，想必並不容易。但我想，指出這種世界觀的歷史根源，可能是理解與對話的第一步。

※台大社會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