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韓國憲法法院以侵害人民隱私及性自主權為由，宣告該國《刑法》第241通姦罪違憲，終於廢除韓國施行了62年通姦刑罰罪，也讓台灣成為現行除了伊斯蘭國家之外，極少數採行通姦刑罰的國家。這項落伍的法令在台灣社會苟延殘喘，有其歷史與文化的成因，但它長期以刑罰滿足人民對道德行為的要求，實則用不成比例的方式殘害人權，卻是不爭的事實；就連近日發生的林奕含事件，也捲入它的漩渦裡。

從《刑法》的妨害性自主罪章來看，與十六歲以上男女合意性交，並不會觸犯妨害性自主罪；反而是與進入婚姻狀況的老師性交的學生，有可能觸犯《刑法》第239條的通姦罪，被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通姦罪以告訴乃論的方式處罰老師與女學生，如果對犯錯的老師與學生一視同仁也罷，然《刑事訴訟法》第239條又開了一項例外規定，允許「師母」可以對配偶撤回告訴，但卻不能及於相姦人（學生）。換句話說，一旦通姦罪的告訴成立，老師可以全身而退，但被玩弄的女學生卻得吃牢飯。這種畸形的事實，早見於各種不同形式的「師生戀」中。

從林奕含家屬有限的聲明內容來看，外界並不確知兩造是否曾經進法律談判裡。不過一旦林奕含家屬想透過法律為女兒討公道，勢必因為刑法第239條讓她身陷巨大的網羅而動彈不得。尤其林奕含還曾是媒體廣泛報導「滿級分漂亮寶貝」，進入類似「醜聞」更讓她蒙受的更大壓力。

許多人支持《刑法》239條理由在於在能「保護弱勢女性」、「維護傳統家庭價值」，不過，從諸多的法律實證研究來看，用《刑法》通姦罪來保護女性的說法根本經不起考驗：

一、根據學者官曉薇研究，自1999年至2004年總共1055件通姦罪判決中，第三者之女性被提起公訴（佔所有被告31%）和遭判刑的比例（33%）遠高於丈夫被提起公訴（25%）和被判刑的比例（19%）；換句話說，這法案在施行過程中，完全符合男人懲罰「淫婦」與女人警惕「小三」的父權思維。

二、上述1055件的通姦判決裡，外遇的妻子被定罪者209人，但外遇的丈夫被定罪卻只有181人，妻告夫通姦有50%撤告，夫告妻通姦只有23%撤告。當第三者是男性時，被原諒的比例較高；當第三者是女性時，卻往往被告到底。換句話說，男性拈花惹草遠比女性紅杏出牆更容易得到社會的原諒。在外遇男性普遍高於外遇女性的情況下，女性竟還成為通姦罪懲罰的大宗來源，何來保護女性之說？

三、通姦罪的追訴意味國家公權力必須強力介入個人的私領域，其中判決書的書寫勢必詳盡描述通姦細節與個人的性隱私，經媒體大幅報導，更戕害個人的人格尊嚴與隱私權。大法官釋字603號既已肯認隱私權為憲法基本保障權益，何以當人民進入婚姻狀態之後，此一個人隱私之權益竟不再受憲法保障？於此，刑法第239條當然有違憲之虞。

事實上，通姦除罪化並不意味通姦合理化，即便通姦去刑罰化，也仍可透過《民法》195條或《民法》184條的（妨礙家庭）的侵權行為請求賠償，保障弱勢者的權力，甚而握有要求離婚的主動權。反之，用國家刑罰來維繫婚姻，並作為勒索報復的工具，即便得償所願，又哪來婚姻之愛？何來家庭價值？

即便不談尚未確認的林奕含案例，我們到底能容許公權力介入個人私領域到何等程度？有哪個目的可以高尚到足以侵害個人的基本權力？冷冽的《刑法》第239條既可鄙又違憲，它滿足男人的父權思維，以失去比例原則的方式介入台灣人的情感世界與家庭關係，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國家暴力；不但讓個人失去面對處理情感的能力，甚而衍生更多無可預料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