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簡稱黨代會）具有三大職能：確定黨綱、修改或制定黨章、決定中共最高領導層。然而，這三大職能實際上僅為形式，首先，中共向來是「不守自己規矩的黨」，自毛時期起至今，黨綱或黨章從未在下一次黨代會召開前貫徹始終，其約束性很小，而且修改與否並無實質影響。再者，無論黨綱或黨章都是在任領導人操控下的產物。由此看來，領導人的產生及權力再分配，似乎才是黨代會核心。吳國光在《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分析（2018，中文大學出版社）。

黨代會是自我授權的橡皮圖章

眾所皆知，黨代會也無法決定權力再分配，只是為高層在會前決定好的方案背書。更具體地說，中共是以拿在手裡的圖章「自己給自己蓋印」。就此而言，黨代會一如吳國光著作中所稱的「權力的劇場」。

權力再分配方案如何產生？吳國光直言，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宣稱為「人民的政黨」，權力再分配都是在極小的暗室中決定，絕大多數的黨代會代表如同你我，都無從確知內容，更遑論參與分配。那麼，當權者何以讓數千人之黨代會乖乖接受其權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權力的劇場》一書中所特別強調的，以「制度操控」創造的正當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歷史可以分成五個階段。階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時期黨章、黨綱及領導人，都來自蘇聯共產國際，因此沒有所謂的操控。

階段二：1935年毛澤東掌權至1977年華國鋒召開的十一大。此時期毛澤東發展出一套「操控技術」，使黨代會代表接受「由在任領導人制定且既定權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權力繼承者華國鋒在1977年仍依此召開十一大。操控技術，稍後論及二十大時將會提及。

階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澤東後的變革時期，黨魁胡耀邦及趙紫陽曾經想推進黨代會代表的自主性，進行「有限的競爭性選舉」，或中國所稱的「差額選舉」。 註更多吳國光指出，這是胡耀邦時期引進，但當時並未於黨代會中實施。因此這兩次黨代會都出現了「雖高層既定權力分配方案總體被接受、然而卻有個別人選被否決」的意外。此階段黨代會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識確實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說是提供了黨代會代表表達政治自主的機會。

階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後，黨代會名義上並未取消差額選舉，卻一步步發展並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確保「將進入下屆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層級的人選」當選中央委員。換言之，原先「候選人數大於應選人數的差額選舉制度」不再具有實質意義。

階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處

《權力的劇場》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書於2014年底完稿，內容涵蓋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譯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補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吳國光於2017年底完成增訂版的文稿。吳國光當時即認為，中共十九大可能開啟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階段」，隨著2022年10月16日召開的二十大落幕，吳國光認為支持了此觀點。簡言之，這個新階段回到階段二的情況。何以如此？吳國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個關鍵問題來說明。

第二，習近平能否如其所願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吳國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至少有10位可確定為習近平親信，另5人中，有2人馬屁拍得最響，包括曾言「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將個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鴻忠、陳全國。而當時政治局常委會中李克強和汪洋二人和習素無淵源，若再加入僅短暫於上海和習有共事關係的韓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趙樂際及王滬寧，整體而言常委會並不合習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標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眾人都低估了習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並未預期他會逼退李克強和汪洋二人，並組成當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總理人選。自毛澤東晚年起，接班問題都是歷屆黨代會最重要的議題。1990年代起，更進一步實現接班部分制度化。那麼，習近平是否會進行接班安排？吳國光認為，習不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見的未來不會將接班問題提至常委中。

第三，習近平如何達成人事掌控？總體而言，習近平已經在二十大達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為手段進行政治清洗，並且掌握槍桿子、刀把子外，習時期「靠共產黨起家」的高層政治菁英，對黨體制的依賴，使他們消極上不敢以下犯上，積極上造反的成本過高，皆為重要因素。對照之下，毛時期共產黨靠許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據山頭。

此外，第四歷史時期對第三歷史時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頭路的意思），使軍隊事務集中於黨最高領導人，再加上中共體制依靠「暴力」掌握遊戲規則的本質，都為習近平奠定二十大權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礎。簡單來說，毛時期是「暴力+大腦」，鄧時期是「暴力+腸胃」，習時期則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斷升級的暴力控制）。

被閹割的市場經濟

吳國光認為，二十大後將開啟經濟改革的倒退。習近平除延續第四歷史時期對第三階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階段的「經濟改革」也會走倒退路，例如，採取「被閹割了靈魂」的市場經濟，但仍不會全盤走回計劃經濟。為何如此判斷？因為第四階段對第三階段的「反攻倒算」，並未取消名義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實質閹割。因此，市場的靈魂為依法制進行經濟之「自由競爭」。「被閹割」意指二十大後一段時間內，中共將採取「國家化」、「計畫化」市場，經濟決策能力將被上收、經濟法制能力將被掏空，形成「大鳥籠制」，也就是陳雲所提的「鳥籠制」：不能不讓鳥兒飛，但也不能放出去飛，而是要有個範圍（鳥籠）讓鳥兒飛。

至於對外關係方面，將如何變化？中共會將姿態放軟嗎？會採取兩手策略嗎？吳國光判斷，中共並不樂意和國際脫鉤，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導權下，保留和國際間的來往。以前幾年中美經濟脫鉤情況看來，習近平一方面希望從過往掌握美中經濟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權力；另一方面在國際上藉由脫鉤，威脅美國分散之資本，使美國資本進一步威脅美國政權，最終掌握美中經濟主動權。從二十大結束至今，已可見到中國向美國資本伸出橄欖枝，試圖影響美國資本進而影響美國政權，這種「兩手策略」一向為中共所慣用。

吳介民提醒，中國當然不願意切斷和國際聯繫，而為了確保獲取半導體技術等技術更需與發達國家維持經貿關係，但美國已注意到這一點，並採取圍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吳國光所說的，中共一向藉由影響美國矽谷及華爾街資本，進而影響美國政治的手法，但美國未來對中國高科技抵制將執行至何種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認為美中對抗戰線仍懸而未決，。吳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國「鐵了心」持續執行抵制中國高科技，對中國未來總體國力將極為不利。

中國不願切斷與全球經濟關係

應如何理解二十大後看到習近平強調對外開放、西方合作？吳國光指出，仍要記得「他手裡拿著刀子」，中國共產黨最擅長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將刀子捅進你的心臟」，生活於美國或民主國家者必須特別注意。他也補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見習近平對科技的重視，例如，至少有4至5名純粹「軍工幫」背景者進入政治局。此雖體現習近平重視軍工管理經驗，但軍工國防發展並不講究成本，而科技發展講求創意，因此「新型舉國體制」或「軍工舉國體制」恐仍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引入華裔科學家可能在3至5年內不會改變，但長期而言，在技術持續進步下，中國和世界的科技發展距離將擴大。

對於吳國光的「二十大為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束」論點，吳介民表示同意並補充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有「內外環境的搭配」，除了對內放權（無論水平或垂直之放權），對外搭上經濟全球化的順風車，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對中國開放其國內消費品市場，正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重要基礎。然而，習時代在資本過度積累下，採取與西方模式漸進改革相反的路徑，反而採取更集中國家資本、大規模推動「中國製造2025」及「一帶一路」等政策，試圖以更大力道推動發展主義式國家政策。

對此，吳國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來是黨國資本主義，仍應注意黨、國之間的張力，而黨國與資本主義間的張力更大，這也是習近平特別關注之處，從中國官方嚴詞批判逆全球化現象，可窺知一二。至於隨著中國經濟體量漸增、挑戰美國霸權動機增強，吳國光認為中國已公開在第三世界國家及美國盟國範圍中發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評於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義。吳介民補充認為，中國試圖藉此重新劃定世界勢力範圍的界線，並以「將勢力範圍擴展至中國本土之外」的「擴大版自力更生」，來描繪中國目前的經濟總戰略。

▍聽眾提問

後疫情之開放困境？

清華大學社會所陶逸駿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國除發展出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經濟之外，更擴大許多和體制存在依附關係之群體，加上難以放開的困境，中國未來將如何運轉？吳國光首先回應，無法忽略疫情運作背後可能存在安全及社會控制等考量，若確實如此，那麼猜測控制體制完備即為放開之時。其次，習近平採取「底線思維」，意即以最差情況為準備，在此基礎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內為其底線，「關鍵技術要攥在自己手裡」等則為體現，從這個面向更能理解習近平的行事方式。

對於陶逸駿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兩手策略回應包括台資或外資的情況，吳介民說明，過去採取一定開放程度的「尋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國整體發展前景不佳，「租金鏈」已經重組。若以習近平上台後廣東要求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補繳社保、公積金等作為來看，原有租金鏈的分配機制已不再適用，此部分仍應密切觀察。吳介民在回應線上提問時補充說明，在勞力密集產業上，中國技術已有所發展，因而限縮了傳產台商的發展空間，身為台灣人的「身分資本」也已大江東去，近年中國對台商的需求著重於半導體產業上，希望藉此提供短期優厚誘餌，吸引更多技術及人才。

吳國光則點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國前景，以及因為進入中國的競爭者減少，因此選擇進入中國的「冒險家」群體。然而，若從日本於國際間因為天安門事件制裁中國時趁勢進入中國市場的結果來看，整體而言，日本並未因此獲利或改善中日關係。吳介民對於逆向操作、大賺機會財的情形也有類似觀察，至於未來該怎麼辦？他建議台資應謹慎思考出路。

習家軍的限制與危機？

線上參與者提問習家軍掌權後可能的危機是什麼？吳國光指出，習家軍已將胡江人馬趕盡殺絕或邊緣化，並且全面掌握高層領導權，然而「壯大的隊伍就會繼續分化」，是習家軍下一步可能的發展。其中包括彭麗媛、陳希、蔡奇等人都有明顯影響力，若李強入主後，亦可能於國務院再組建一批隊伍。吳國光認為，此一分化可能是習近平所樂見的，因為各自和習有聯繫渠道，就可於內部進行相互監控。未來五年可預期幹部年輕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習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後，權力再分配的競爭將會更明顯。

習近平之意識形態工作？

陽明交大戴瑜慧提問習近平如何看待並執行意識形態工作？吳國光認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體系正持續退化，因此習近平所講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僅是透過放大資本主義弊端，以維護共產黨於中國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內，中國近年各大學及以下各級學校學生開始學習「習概」，即習近平思想概論，長期而言前景令人擔憂。陶逸駿以過去在和中國師生交往經驗中發現學生熟稔運用「毛概」話語等情況補充說明，確實不能低估學習「習概」等政治課於未來可能產生的效果。

另外關於「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吳國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國人及有意到中國做生意的洋人為對象，但隨著海外中國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較不接受，加上中國經濟問題增加、財力減少，整體而言效果將會降低。

結語

本次的演講雖然是「裡外前後」，吳國光提出，「裡」你我都無法見得、「外」處處都有、「後」大家較為關注，但做學術研究僅能從「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吳國光在演講中對黨代會制度進行梳理，並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後可能制度變革。與談人吳介民則從產業面切入觀察與對話，呈現中國二十大後可能的發展及可持續關注點。這些觀點，都為身處「新柏林圍牆」另一側的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共體制、領導人及其他相關行動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線上演講。吳國光是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陶逸駿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羅琪玟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本場演講由陶逸駿策劃和主持，羅琪玟整理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