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英國，如今活躍於英、美兩國的史學大師賽門．夏瑪（Simon Schama）曾經說：「歷史充滿爭論。」遺憾的是，這種爭論往往反映出根深柢固的態度，甚至是偏見，而不是以面面俱到的方式來仔細檢視證據和論述。當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解讀確實對現在有重要意義時，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當代關於帝國的爭論因為充斥著許多先入為主以及過度輕率、籠統的觀點，因此帶來了許多傷害，而香港在這爭論中具有一定重要性——那裡是我以英國末代港督身分度過五年歲月的地方。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我曾在香港的告別演說中表示，如今已沒有人會試圖為帝國主義辯護，但就在撰寫此篇前言的這個當下，腦海裡還是浮現了中共為了鎮壓、統治新疆和西藏而編造出來的論述。對於現代而言較有意義的，不是我們能否為殖民統治辯護，不是我們能否用當代價值觀來評斷過去數千年歷史，甚至一一列舉帝國統治遺留下來的優良制度，而是應該去探討帝國如何形成以及成因為何。普遍認為，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隨著我們將香港這個殖民地〔或稱為「屬土」（territory），藉此掩蓋自身的尷尬〕移交給中國，大英帝國正式宣告落幕。然而，究竟是什麼造就了大英帝國？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和帝國主義捍衛者約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有一句名言：「大英帝國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情況下建立的。」帝國的建立，基本上是由於一連串錯誤、意外、意想不到的後果，以及對這些事情的反應所造成的結果。這也是珍．莫里斯（Jan Morris）的觀點，她不但出版了一部精湛的帝國史，也撰寫了一部描述香港的最佳著作。縱觀這個英國殖民地的歷史，無疑印證了她所說的帝國歷史是「零零碎碎」的說法。不過，位於北迴歸線以南、靠近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南方海岸「零零碎碎」的島嶼，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形成帝國的那些零碎元素不可同日而語。

九龍四山以南的群島，包含九龍半島、各島嶼、岩石、和「香港」等領土，是英國戰勝衰落中的大清帝國後，所贏得的戰利品。這些地方讓各家英國貿易公司（有名的香港各「洋行」的前身）有了一個根據地能在澳門和廣州開展業務，將生產於印度的鴉片恣意運往中國販賣。英屬印度的龐大開支有一部分就由鴉片收入來支應。從此，中國這個偉大的文明大國不再能夠要求中國人所謂的西夷「恪遵禁令」，自然也就無法遏止這種貿易全球化的惡例。一八四○年代初期的砲艦外交，以清廷戰敗告終，並必須根據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領土。不過，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上校（Captain Charles Elliot）雖以海軍武力強取戰利品，但包括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在內，許多人都覺得只是雞毛蒜皮的收穫：港口、幾個零散島嶼和許多岩礁，故對中國掠奪規模太小的結果而失望。可能也是因為如此，後來義律才會只被任命為臨時代辦，派駐於新成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而且後來的最高職務也不過就是蕞爾小島聖赫勒拿（Saint Helena）的總督。 註更多譯註：德克薩斯（Texas）從墨西哥獨立出來後，自稱德克薩斯共和國，九年後才加入美利堅合眾國，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德州。英國擊敗拿破崙之後就是將他囚禁於聖赫勒拿，那裡也是他病逝的地方，埋骨該地將近二十年後才重新被安葬在法國。

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勝利，英國獲得在九龍半島南端更多清廷割讓的土地，與之隔海相望的維多利亞島（香港島），未來將成為這片英國新領土的心臟地區。不過，香港命運中最終的地理範圍，此時仍未底定。世紀末，英國與眾帝國列強，如日本、德國、俄羅斯、葡萄牙和法國，聯手從日益頹敗的大清手中奪取了中國大片珍貴的土地。英國獲得了維多利亞港和各島嶼以北的腹地，不過不是以割讓方式取得，而是改為長期租借。這片新的土地位在九龍以北所謂的「新界」，租借期限為九十九年。租約於一八九八年簽訂時，誰會想像得到租約到期的那一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日曆一張張翻開、一頁頁變黃，香港這個殖民地有限的生命，在逐漸擴大的陰影中度過，永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機會，注定要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回歸祖國懷抱。

這祖國的政府不斷瘋狂地扭曲、改變，從清帝統治開始，經歷民主的嘗試、軍閥割據與北伐戰爭、日軍侵略、到國共內戰，最後演變成列寧主義式的中共極權體制。這個冰封的極權國家曾有解凍的機會，不過最終證明只是曇花一現。儘管已從海上的岩礁、孤島和海港蛻變成一個偉大的國際商業中心，這是香港必須面對的無情現實：香港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城邦，自始至終將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員，並嘗試與北京掌權者及全世界和平共存。

隨著時間流逝，有人爭辯說，英國可以合法保留清廷割讓的領土，只須歸還租借的部分便可。實際上，香港的發展軌跡證明了這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原因是這座蓬勃發展的城市，必須仰賴新界的水源、土地、空間和農業才能生存。而日後新界本身又再發展出七個「新市鎮」。此外，如果不歸還香港，英國必須付出的昂貴代價是可能面臨來自國際的譴責，世人也會將之視為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的重新抬頭。只要中國有意，大可隨意排擠香港，或是輕鬆以武力奪取——因為香港壓根就沒有地堡，但高爾夫球場的沙坑倒是不少。〔譯按：作者在這裡用了雙關語bunker，同時有「地堡」與「沙坑」之義。〕然而，只要香港繁榮昌盛，只要香港能扮演世界各地通往中國的重要管道，輸入資金、商品和專業知識（或把這些東西輸出到世界上），它就可以繼續存在。不管在韓戰期間，或是毛澤東經濟政策產生悲慘後果的年代，或是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領導下中國穩步與世界重新建軌的新時代，情況一直如此。

香港的發展，尤其在二戰之後，見證了受教育的中產階級華人的成長、華人企業家往往能成功挑戰那些對華貿易傳統悠久的英國公司、以及不斷增加且對自身公民身分觀念越來越明確的健康公民。如果沒有九七大限的倒數時鐘，這一切都只會指到一個方向。與幾乎所有其他的英國殖民地一樣，隨著帝國欲望和能力的消退，香港理論上將可利用英國政治和憲法實踐所提供的軟硬體工具，為獨立進行準備。這些工具包括法治、獨立的司法機關、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以及民選政府。為了獨立與自決作準備，政治人物將由新興國家的公民選舉產生，這個國家已具備自我控制的能力，並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責任，須對人民負責。這個獨立、自決的權利從未成為香港命運的一個選項，而這個事實則賦予了北京共產政權一個強有力的論據：北京的共黨統治者表示，如果開始讓香港擁有其他英國殖民地所享有的民主制度，那香港人就會開始認為他們遲早會像新加坡或馬來西亞一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不但是北京政府永遠無法容許的，而且中共的這一套說辭實際上已被英國認可，甚至那些害怕踏出民主化第一步的香港人也欣然接受了。

正如我所說的，英國政府或在香港的英國商界，也許並不完全反對中國的這種約束。二次大戰後不久，若港督希望給香港帶來某種程度的民主，一定會受到英國政府的奚落。隨著歲月的流逝，形成這種態度的原委漸漸變得薄弱。在一九四○及五○年代，有人擔心國共之間的鬥爭可能會在香港自身的政治舞台上演。再來是對中共在文革期間和後續的政治風暴轉移到對香港的擔憂。當時存在一種高傲鄙視的假設，認為香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只喜歡賺錢。當時的確有很多香港人感到焦慮，認為民主政治將無可避免造成更多的福利支出、更多政府干預和監管，甚至提高稅收。（儘管香港的稅收已經低到極點，但他們認為加稅是連想都不該想的一件事。）如果民選政治人物能干預市場力量的自由流動，那麼，治理這個全世界最自由、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真的有可能嗎？然而，當教育發揮其良性作用；當男性與女性都加入專業人士行列，在大學學習卡爾．波普（Karl Popper）和其他「開放社會」理念倡導者的作品；當社區在報紙和電視上看到南韓和台灣及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當香港人受到鼓勵做出自己的經濟決定；當上述種種條件都已經成熟時，如果還有人堅稱香港的人民不該享有發言權，不該關心那些深遠影響大眾生活的重大議題，那無論如何都是站不住腳的。接著，人們聽著九七大限的倒數時鐘，一邊經歷了令人不悅和憂心的事件，想了解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及周邊眾多的屍體，到底對他們馬上要看到的未來提供了什麽啟示？他們的要求出人意料，但並不過分；舉止驚人，但頗為克制。他們未來將何去何從？

香港必須面對的現實：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獨立城邦，終將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員，並嘗試與北京掌權者及全世界和平共存。（美聯社）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當時能夠確保香港人未來幸福的基礎、及可以提供全面保證並讓大眾滿意的配方看來都找到了。當英國開始與北京就香港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前途進行談判時，鄧小平端出了先前已向台灣推銷過的一個鼓勵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的提案，口號為「一國兩制」。香港九十九年的租約期滿後，將再次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對其享有主權。然而，中國將允許香港在外交和國防以外的領域都享有高度自治，並允許香港保留現有的生活方式，以及政府和社會運作的方法：資本主義、財產私有制、法治、隨開放社會而來的各種自由（新聞、集會、宗教、查詢）、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以及政府對立法機關的問責制。事情果真照著這個方案發生了，一切都在英中之間的國際條約中寫得非常清楚。一九八五年《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送交聯合國進行登記，其主要承諾成為香港實質上的憲法：全部條款共一百六十條，外加三個附件，由中國在一些香港公民的參與下起草，稱為《基本法》。

這個方案的精妙之處，在於兼顧了英中雙方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窘境，而且表面上滿足了香港市民的需求。不同於英國其他殖民地，香港成為獨立國家自此至終都不是選項，英國人正因如此必須面對道德上的難堪。而他們在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不得不重溫當年大英帝國獲取香港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和手段——儘管這個城市如今已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國際都市。對中國來說，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提醒了世人，中國多年來遭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煎熬（這種說法不能說不合理），但也提醒大家一個事實：當年大多數的香港公民，其實都是逃離現代共產主義暴政的難民。（這件事必定讓大家停下來思考一下，但那些最為無知、意識型態守舊的中共黨人除外。）

除了身為英國殖民地所須面對的「九七大限」，香港這個城市第二個重要的決定性特徵，就是它是一個由難民組成的社會。一九九二年我到港赴任時，香港人口為五百八十萬，居民來自世界各地，有伊拉克、南亞、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日本、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非常具有國際大都會的特色，只要看看香港的多所國際學校就知道了。然而，香港的人口除了極少數原有居民的後裔外，主要來自中國其他地方。 註更多香港原居民指的是新界的圍頭人、客家人、蜑家人（水上人）以及祖先從粵東潮汕、海陸豐一帶移民到本地的福佬人。第一、二和第三代難民是國民黨軍隊及官員的家眷，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中國大陸後逃離上海的商界領袖的親屬，而當年也是這些商界領袖將成衣及鐘錶製造等產業帶來了這個英國殖民地。他們的先祖當年以游泳、藏匿船上、和爬越鐵絲網的方式到達此地，逃避中共對地主的迫害、大躍進、大饑荒（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害死千千萬萬人的政治操作，以及現代中國無所不在、對任何異議人士進行鎮壓的恐怖和殘酷。一九七○年代，湧入香港這個大英帝國主義壓迫下最後堡壘的移民人數如此之多，當局因此推出了「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只要有辦法越過邊境到達市區，找到肯收留的親戚，就可能獲得香港政府核發的香港身分證。這些人來到香港以前，一輩子受了「愛國必先忠黨」的觀念洗腦，這就是中國版列寧主義式「黨國同體」的致命教義！

這座由難民建立的城市，一切確定的事有終結的一天，雖然人民接受了統治者對其未來所做的承諾，但對此卻不容置喙。這座城市有一個大部分時候都立意良善的政府，但在倫敦的殖民統治者經常給人一種印象，就是他們認為對中英貿易及解決當今迫切問題的全球夥伴關係而言，這個地方只是鞋子裡一顆令人渾身不舒服的小石頭、一個分散注意力的雜念。不過，這個非凡之地、帝國奇葩，還得面對另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事實上，當年中共迫使如此多的商人階級離開上海，和一波又一波的難民逃到這些中國南方的島嶼上，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香港可說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產物。他們擠到貧民窟和臨時安置所，但不久之後，這些地方卻演變成高樓大廈、舢板和龍舟比賽的海港、普通法院及隨之而來的各種自由，並擁有曾被譽為「亞洲最優秀」的警察隊伍。但那是過去的事了。這些人逃離了共產中國，後來卻協助中國勇敢向全世界市場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真正的、迄今仍持續大步向前行的經濟發展。那麼中國給予他們的回報呢？ 由中共執政的中國現正著手逐漸摧毀他們的生活方式，其自由一項又一項遭到蠶食，許下的諾言一個又一個遭到違背。

諾言遭到違背，激起全世界的憤慨和爭論。這促使我出版這本我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七年擔任港督期間所撰寫的日記，看來我的這段經歷值得在這個時候公諸於世。我在〈前言〉後面補充了簡短的說明，列出了為香港官員日常運作提供基礎支援環境的主要機構和安排。在日記末尾，我加了一份參與香港治理的主要官員名單，以及倫敦和北京關於香港主權移交的政策。最後一篇短文簡要地介紹香港近兩年發生、最後證明是完全摧毀自由社會的事件。

本書並未使用任何政府檔案中的材料，無論是保存在邱區（Kew）的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或那些與其他殖民地文件一起存放在他處的檔案。我也未使用任何私人信件與通訊的內容。我偶爾會從內人穎彤精心保存的日記中，對一些事件的描述、日期做交叉比對。我們兩人都打算把原始日記本及其他材料送交牛津大學的博德利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保存，未來將毫無保留地提供給有興趣研究的學者。我自己的日記材料主要是錄音文字稿和一些大習作簿，每天晚上我都會在上面寫下擔任港督最後階段所發生的事。因為要出版成書，我必須適度刪減日記中的千言萬語（最後減少了數十萬字），因此一些地方必須重新編排。日記中有些段落記錄了我在受到挫折的情況下所說、所做的事，事後回想起來是不太恰當的言行，不過最後還是予以保留，並未刪除；因為這些事忠實反映了我們在經歷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件時，不時浮上檯面的緊張局勢，即使可以回到那個時候，我也不會做任何重大的改變。在本書中我唯一自我審查的地方，是在某些地方避免使用真實姓名，尤其針對那些仍然在香港的人，很可能會因為這個殘暴的專制共產政權而受苦，就連我心愛的城市都被戴上了手銬腳鐐。

※本文摘自《香港日記》前言／黑體文化出版／作者為前港督彭定康，現擔任牛津大學校監。他的著作包括：《首次告解：某種回憶錄》（First Confession: A Sort of Memoir）、《下一步是什麼？：二十一世紀的生存之道》（What Next? Surviv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另類外交官：關於世界事務的逆耳忠言》（Not Quite the Diplomat: Home Truths about World Affairs）、《東方與西方：彭定康治港經驗》（East and West: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on Power, Freedom and the Future）。在擔任代表巴斯（Bath）選區的國會議員時（1979-92），彭定康歷任以下職位：海外發展副大臣、環境大臣和保守黨主席。1992-1997年出任香港總督，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即《耶穌受難日協議》）簽署後擔任北愛爾蘭警政獨立委員會主席，並於1999-2004年擔任歐盟對外關係專員。《觀察家報》曾如此形容彭定康：「要是他當年有機會，肯定能成為保守黨史上最佳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