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今年年初針對未來可能爆發的台海戰爭進行一系列兵推模擬，引發台灣各界對於兵推結果的熱烈討論，當中學者廖宏祥教授提醒美國智庫兵推有一個盲點，就是沒有納入「中共特務滲透及台灣內應相助情形」。廖宏祥指出「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以前廣泛滲透國民黨領導階層，運用特務全面和國民黨鬥爭」。他警示執政者應該借鑑當年國共情報戰史，儘速重整情報和反情報工作。

情報和保防決定國共內戰的勝負

回顧當年的國共情報戰史，中共能夠在情報戰贏得勝利，不僅是其情報組織在布建情報網絡的縝密、巧妙使用政治作戰動搖國府民心士氣，也在於中共成功運用通訊情報以及利用國府軍方保防的漏洞。

軍統局技術研究室（電訊發展室前身）主任魏大銘晚年在自傳中檢討這段情報戰史，他直言中共在諜員情報、通訊情報以及反情報的運用，都展現出遠超過國府之上的水準。而雙方領導人及將領的態度也是關鍵，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以及重要將領都深知情報的重要性，並且靈活運用；反觀國府將領則多未能真正意識到情報及保防的重要性，至於身為國府領導人的蔣中正雖然清楚情報及保防的重要性，卻未能痛下決心改革暮氣沉沉的情報及保防體制，兩者的態度決定國共情報戰的勝負，也註定國府在短短數年內失去中國大陸的敗局，讓魏大銘在自傳中感嘆「大陸之失，失在情報和保防，蔣公之敗，敗在毛周聯合用間也」。

今日台灣面臨更為嚴峻的情報挑戰

時隔數十年之後，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先生在2020年的軍武雜誌《亞太防務雜誌》為文〈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亞太防務》，第145期，2020年5月），直言台灣跟中國在各方面情報領域的差距不斷擴大，而台灣情報界未能與時俱進的改革讓差距更難縮短，他強調：

「台灣不管是人因情報或技術情報都難再掌握優勢，透過創新思維牽動情報事務革命，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要務。」

 

「台灣的情報機關急需仔細地檢討面對的情勢與困難，設法快速、大幅的改進，這已經不再是『進化』的進程，而是『革命』的急迫感。」

到了2023年的今日，在經歷一連串情報挫敗，如國安局前局長陳明通訪泰曝光、健保署前主任秘書葉逢明涉嫌盜賣大量情治人員個資、前立委羅志明和海軍前少將夏復翔涉共諜案等等，證明蕭台福在文章的警示是有先見之明，更讓人想起當年魏大銘感嘆情報和保防的失敗造成國府的失敗，那麼回望今日台灣的情報界，是否會重蹈當年國共情報戰的覆轍？

今日的台灣作好面對「智慧之戰」的準備了嗎？

情報史研究者法拉戈（Ladislas Farago）的經典著作《智慧之戰》（War of Wits）將情報戰視為一個綜合心理、科技、特戰行動等作為的無形戰爭，台灣情報界也曾將此書作為情治人員必讀參考書籍，那麼吾人不禁想問今日的台灣在體制、心態等層面作好面對這場「智慧之戰」的準備了嗎？

筆者不揣冒昧提出數點作為拋磚引玉供各方有識者參考，這些面向如下：

（一）主政者及相關主事者是否意識到情報事務革新的重要性？

（二）今日情報界的體制是否能因應情報戰場？

（三）情報界是否能開啟廣納人才大門？

（四）台灣公眾意識到情報事務的重要性嗎？

（五）情報界是否能消弭跟公眾的隔閡？

下列將就上述五點分別加以說明。

主政者及相關主事者是否意識到情報事務革新的重要性？

雖然在這幾年，主政者任命非情治圈出身者擔任情治機關首長，從調查局、國安局首長的任命即可看出，而這些非情治圈出身的首長確推動若干程度的改革，是值得肯定的改變。

但是，面對今日的情報界，主政者及相關主事者似乎欠缺全盤推動情報事務革新的思考，未能輔以相應的改革配套，也未能主動引領民意作為情報事務革新的推力，隨著任期即將結束，主政者是否能夠意識到推動情報事務革新以重整情報和反情報工作的必要性？是否能夠善用剩餘的時間重整情報和反情報工作？無疑是值得各界有識者關注的議題。

今日情報界的體制是否能因應情報戰場？

蕭台福在《情報的藝術：新時代智慧之戰》以及前述的〈台灣需要推動情報事務革命〉指摘台灣情報界急需組織重整及任務調整，今日台灣情報界的體制仍然停留在蕭台福所言「穿著西服改西服」的困境。

比如說，國安局是否該將政要維安的特勤單位分出，以專注情報工作？以及軍情局未來的定位？軍中的政戰保防監察是否該分立，並提升保防位階？國安局跟調查局的反情報業務是否該進行整合？

更進一步來說，是否該參考新加坡「數碼防衛與情報軍」整合軍方所有情報單位？是否應該將國安局局長跟國家安全情報協調會報主席分離，讓國家安全情報協調會報主席成為中央集權式的國家情報總監，或著重協調的聯合情報委員會主席指揮情報界？是否該比照美國設立台灣版的「國家情報大學」（Nation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為台灣情報界的知識化、訓練跟教育提供整合的機會？

這些過去已經有論者所指出的議題，迄今依然沒有明確的解決。

這些情報機構體制的重整及調整都始終未能有明確的方向。吾人不禁懷疑繼續維持現狀、欠缺體制變革的台灣情報界如何面對更為嚴峻、各領域差距不斷擴大的中國情報攻勢？

情報界是否能開啟廣納人才大門？

今日國際情報界都積極引進民間人才，借重民間人才帶來的活力和創意給情報機構帶來更多創意跟刺激，如MI6前局長楊格（Alex Younger）就公開聲明：

「我希望大家知道，不管你的背景如何，只要你有我們需要的技能且認同我們的價值，你在MI6就有未來。」

「過去我們受苦於團體觀點，我們必須盡力得到越多不同觀點，以及有自信說出想法的人越好。」

美國國安局更趁著美國科技業裁員時，積極向被裁員的科技專才招手，一口氣開出三千名缺額，強調「工作安穩，有機會嘗試不一樣的事情。」以及「精彩的任務」。

從前述國際情報界的例子，可以看到這些情報機構對於招募民間人才的積極，甚至情報首長主動發言邀請各方有志者加入，突顯出這些情報機構求才若渴的急迫感，以及為民間人才廣開門路的企圖心。

反觀台灣情報界，在引進民間的活力和創意上作出多少努力？是否還停留在掛著情報機關的招牌就可以坐等民間人才蜂擁而至的老大心態？軍系主導的情報機構是否仍然存在著輕視民間背景文職人員的心態？是否仍然以僵化的年齡、體能等條件自我設限擋住了原本可以為情報界所用的民間人才？

台灣情報界不能再回避這些問題，倘若無法檢討目前僵化的民間徵才制度、不願意建立一個能夠讓民間人才為之久待的職場環境、消極面對引進民間的活力和創意，這樣故步自封的台灣情報界是沒有前途可言的。

台灣公眾意識到情報事務的重要性嗎？

當今日台灣民間開始熱烈的討論民防、國防事務等議題時，對於同樣重要的情報事務卻幾乎未置一詞，如果跟情報事務有關係，也僅止於情報機構轉型正義的議題，卻未見到對情報界的現況和前景有更全面的關心，這一點只要看看目前台灣公眾對情報事務的討論度就非常清楚。

筆者曾在〈俄烏戰爭為鑑　台灣應正視情報事務的重要性〉的結尾強調：

「台灣政界、社會也應該以對於國防的同等關注，放在關注台灣情報事務上，並且作為情報改革的動力，時間不待人，台灣要以烏俄戰爭為鑑，開始全力補上『情報』這一門課。」時至今日，台灣公眾想補上「情報」這一門課了嗎？

學者廖宏祥曾經為文疾呼台灣公眾不應自外於國防事務的討論，要改變對國防事務的「疏離感」與「無力感」，同樣的，台灣公眾也不應自外於情報事務的討論，更不該對情報事務抱持「疏離感」與「無力感」。

情報界是否能消弭跟公眾的隔閡

無庸諱言，今日的台灣情報界跟公眾仍然存在強烈的隔閡，情報界因為長年內部文化形成的封閉作風，而普遍疏於經營公眾形象，不思利用通俗文化及網路改善公眾形象，更談不上善用公部門的力量以及退休幹員的知識增進全民對情報事務的認知。

再者，情報界受限過往的窠臼，對於轉型正義、國家認同、軍文待遇等敏感議題始終諱莫如深，儘管這些敏感議題尚未全面浮上檯面，但是誰也不能保證這些敏感議題不會突然爆發，嚴重影響台灣公眾對情報界的信任感，試問情報界是否思考如何化解這些未來可能爆發的危機呢？還是以「情報機密」、「國家安全」等堂皇理由的駝鳥心態繼續回避下去呢？

結語

鑒於目前的台海局勢，台灣的執政者、情報界不能再以因循苟且的心態看待情報事務革新，台灣公眾也必須打破對於情報事務的蒙昧狀態，情報界跟公眾的隔閡更應該消弭，唯有如此，才能讓台灣贏得這場「智慧之戰」，而不至於重蹈當年國共情報戰史的覆轍。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