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以後兩個禮拜,中國的清零政策徹底結束。但在中國,永遠都是這個邏輯——黨權者讓人們的訴求得到滿足,但一定會懲罰帶頭抗議的人。(美聯社)
黃意誠: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參與上海市烏魯木齊中路的「白紙抗議」。在撤退過程中,被員警暴力毆打並抓到一輛大巴上,後僥倖逃脫。四個月後,經由香港逃離中國,赴德國漢堡大學亞非學院攻讀碩士學位。他以實名接受多家國際媒體採訪,說出「白紙運動」真相,痛斥習近平及中共之暴政。
黃意誠,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四日生於福州,童年隨父母移居上海,小學、中學教育都在上海完成,自認為是上海人。母親為藥劑師、父親為工程師。其長輩中多人因歷史問題被毛時代的政治運動波及,受到殘酷迫害。他的爺爺奶奶和父母反覆告誡他不可關心政治,這是一般上海人乃至中國人的普遍心態。
黃意誠上高中期間,學校氣氛很開明,讀了很多禁書,很多是同學從香港買回的,如高行健的《靈山》、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余杰的《中國影帝溫家寶》、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等。上海人不是很喜歡去北京讀大學,分數最高的人都選擇出國或者進復旦大學,但他讀了餘傑的書,對北大中文系有一種憧憬,就報考了北大中文系計算語言學專業。
然而,北大中文系令黃意誠大失所望,其文化氛圍還不如上海的高中好。入學時,他聽聞北大女生高岩被青年教師沈陽誘奸而自殺的醜聞,加害者卻被資深教授和校方保下。高岩的閨蜜嶽昕揭露此事,被家長和老師非法軟禁。二零一零年代的北大,相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傳統已被雨打風吹去,一九八零年代的自由化思想也蕩然無存。少數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學生,如同「五四」時代的前輩一樣,組織馬克思主義學會,試圖從馬克思主義原典中尋找思想資源。黃意誠本人學德文,也是源於研讀馬克思德文原著的想法。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號稱以馬列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青年學生組建的馬克思主義學會,卻被迫以半地下狀態存在,是唯一未向校團委註冊的學生社團。他參與該學會活動,與會友一起探訪生活條件惡劣的北大工友及北京城中村居民。隨後,因學會聲援深圳佳士工人罷工而被校方強行取締,岳昕、邱占萱等人被捕並受酷刑折磨,若干普通會員遭開除。
後來,黃意誠漸漸對馬克思主義產生懷疑,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學會。這讓他逃過了校方對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整肅。那段時間,他參加過北京家庭教會的活動,對基督教頗感興趣。後來,他轉向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高中時讀《靈山》,讓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在北大時,他學過梵文。二零一九年年底,曾去印度Madras University研讀梵文,三個月後暴發疫情,只能回國。回國後,他在西藏旅行很長時間,學習藏語。他對藏人非常同情,朋友遍佈整個西藏。他因此決定到德國從事「印藏學」研究。他認為,西藏會在中國民主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古人説「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因爲楚是代表一個獨立的百越文明,是不同文明的差異。西藏也是如此,儘管這麼多年過去了,西藏仍然保留了很大的反抗力量與可能性。如果不是「白紙運動」突如其來地爆發,自認為性格內向、「守拙」的黃意誠或許會成為一位梵文、西藏、佛教領域的專業研究者。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黃意誠帶著花和蠟燭前往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悼念烏魯木齊大火罹難者,並聲援前一晚被捕的抗議青年。他沒有舉白紙、沒有喊反共口號,只有喊「放人」,而且站在後排。當時,他腦子裡是香港抗爭的場景:香港的示威,勇武派站在前面,「和理非」站在後面。他給自己的定位是「和理非」,只是想讓當局把之前抓的人放出來。現場有五百多人,他發現站在前排的有認識的、並無街頭抗爭經驗的友人,他告訴他們,儘量不要站在最前面,儘量往後站,要保護自己。
隨後,員警開始抓人,黃意誠發現,站在前面的全都是女性。女性拿著白紙站在第一排與員警對峙。從下午五點半開始,大概平均每十分鐘,員警就抓走一名女性。他看到有三個女性在烏魯木齊中路靠東的人行道上抱頭痛哭。他問她們,妳們爲什麼哭呢?是不是因爲昨天有朋友被抓走了?但她們說:「沒有,我們沒有朋友被抓走,我們看到微博上,新疆烏魯木齊被燒死的維吾爾人的家庭有非常小的女孩。」他由此發現,女性特別有一種共情的能力,這是女性的一種力量。為何女性參與「白紙運動」比例很高,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帶有父權制屬性,女性的抗議不僅僅是對清零政策,還是對政府和父權制的挑戰。
黃意誠看到,海友酒店前排有一名便衣,是沒有穿警服的高個男子,此人就是推特上被曝光的那個說「我就是看不慣你們這些人民羣衆」的人。他一直拿著對講機在指揮,時不時突然指著抗議者隊伍中的某一人,戴著耳機的打手就會衝上去抓住那個人,真是「如臂使指」。黃意誠目擊到,員警將數十位女性示威者抓到後,肆意毆打,倒吊著拖走。他在現場用手機拍攝照片,並通過推特傳給身在義大利的自媒體博主「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後者將照片發出後,成為世界媒體瞭解抗議現場的一手資料。
黃意誠正在拍攝現場的情形,突然被一群員警撲倒在地並遭暴打,六百度的眼鏡和鞋子在遭毆打中遺失,然後被「頭下腳上」地拖著走,下巴在水泥路上摩擦,血肉模糊。他不停地喊「救命!救命!救命!」後來他回憶說:「這是我一生當中最恐懼的幾十秒。」他被帶上一輛位於烏魯木齊中路和五元路交叉路口南側西邊的大巴,被安置在靠車門的第二排位置。他被抓上大巴後,員警又下車去抓其他示威者。他抓住這千鈞一髮的機會,跳下大巴,看到一名他先前遇到的外國人,向其求援。對方將口罩摘下來給他,掩護他混入人群中逃走。「我現在想起來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或者說像在做夢一樣。……這所有每一步當中,差一步的話,我都逃不出來。」
早在二零二二年上海封城前,黃意誠就開始申請到德國留學的簽證。在「白紙運動」中浴血逃脫後,他東躲西藏,也很擔心無法出國留學。經歷四個月的等待,終於拿到簽證,飛抵德國漢堡。雖然來到自由世界,「白紙運動」當晚的恐懼始終伴隨著他,手腳上的傷疤也還沒消散,有時躺在床上或早上醒來時,還會覺得身在那輛大巴上。一開始,他出門都不敢去人少的地方,都在人多的地方行動,覺得即便被人捅死了,也有人來收屍。
「白紙運動」以後兩個禮拜,中國的清零政策徹底結束。但讓黃意誠心寒、心痛的事實是:在中國,永遠都是這個邏輯——黨權者讓人們的訴求得到滿足,但一定會懲罰帶頭抗議的人。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邏輯。這導致中國始終是逆淘汰過程,所有有勇氣的人、願意爲民請命的人、願意追求自由的人、勇敢的人,都被篩掉。如果人們忘記「白紙運動」中坐牢的人,下一次中國再遇到這樣瘋狂的政策,誰來替大家說話呢?
在德國,黃意誠本可安心開始新一階段的學業和人生,但他看到幾個月來許多青年無辜被捕,下落不明,尤其看到同為一九九六年出生的曹芷馨在被捕前錄下的視頻,心如刀割,決心不能沉默。他說:「我覺得曹芷馨的那種痛苦好像都在我的身上一樣,所以我要站出來發聲說話。」他主動聯繫七個國家十一家媒體,真人出鏡,說出真相:「我的面貌、真名和學歷背景,全部都公佈了。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所有同齡人一個鼓勵。在現在的互聯網的環境當中,要想完全保持匿名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麼,與其這麼擔驚受怕,不如直面風險和恐懼。我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我們這一代人在未來十年、二十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能夠活在一個不需要恐怖的社會,可以自由地、免於恐懼地去表達我們的思想。」他更指出,在中國,要講一句真話,是多麼困難的事,需要付出多麼大的代價,但現在既然這條命是老天爺給的,要奉獻出來說真話。他不是「逃兵」,他一定要「繼續作戰、繼續抗爭」,就算讓他再做一次選擇,他還是會參加白紙運動。
到德國後,黃意誠接受的第一個當面采訪是路透社訪問。採訪地方選在漢堡大學圖書館大堂。這個圖書館以反抗納粹的作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西茨基的名字命名。黃意誠在受訪時提及,所謂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是指一個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採取強力的民族主義,而社會結構上採取社會主義,如今習近平所統治的中國,採取強力的中華民族主義對人民進行洗腦,社會的一切組織資源都掌握在習近平和共產黨手裡,這已經符合原始定義的「納粹」了。因為民族主義強調同質化,社會主義強調組織上一元化的統制。當一元化的社會統制與同質化的民族主義相結合,所產生的結果,就是動用國家機器去消滅社會上的異質團體,因此中國出現了和猶太人大滅絕一模一樣的維吾爾人種族滅絕,還有對香港人的鎮壓。
再下一步,假如世界再不大力支持中國人為自由的抗爭,中國必將走向戰爭。只有戰爭才能宣洩獨裁政權內部的社會壓力。習近平能夠不受任何約束,一句批文就把兩千七百萬上海人關近三個月,那麽他也可以只用一句話,就對台灣發動戰爭,向臺北、東京投擲核武器。一個如此愚蠢的人,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權力,這是多麽危險!這樣一個不學無術、大腹便便、又卑又亢的習近平,連最基本的漢字都認不清楚,竟然可以聲稱他代表中國人,和外國領袖來往。一九三一年,奧西茨基發表文章抨擊希特勒,其中提到:「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這句話,今天的中國人聽來,是否有振聾發聵的感覺?這是不是一種歷史的重演?
在接受台灣「央廣」採訪時,記者問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如果習近平在聽這個節目,你想對他説什麽?」黃意誠回答說:「我説,習近平,你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中國是一種古老、複雜的文化體系,但你沒有文化。我不歧視沒受過教育的人。但習近平你那種明明沒文化又要裝模做樣的樣子真的讓我惡心。習近平,你真正需要面對的,不是你幻想中的『境外敵對勢力』,而是你自己的童年陰影,你自己內心的恐懼。你因爲心裡根深蒂固的恐懼,消滅了一切有形的反對力量,這時,你浸透在無限無形的恐懼中,你變得更加神經質。是你的神經質和控制欲,毀掉了十三億人的生活,還想要毀掉台灣。只有等你下臺的那一天,習近平,才是你從無邊的恐懼中解脫的日子。習近平,你會被載入史冊的,你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大劫難,你會留下千載駡名、遺臭萬年的。」
黃意誠做過北京大學書法協會會長,精通書法和古典詩詞,但絕非文化民族主義者,他非常警惕陷入古代遺民式的自戀情緒中。在日本記者聯繫訪問他時,他特別請對方從東京帶一些紙和筆到德國來,他想寫幾幅書法送對方。他看重的是要寫的內容而非書法技巧:他想寫香港國歌中的「民主自由,萬世不朽」八個字,也想寫友人送他的五律<贈黃意誠>「共工亂天紀,白紙敢行危。世道幾行淚,人生一首詩。丹心去中國,墨寶遍天涯。反魯長竿上,飄風非赤旗。」以及他自己寫的和詩:「腥風侵迪化,一綫系身危。海陷安能避,天傾庶有詩。魈魑據東國,鷹犬伏西涯。劫火經年後,銷餘偃血旗。」他還告訴對方:「我們要守護我們的語言與文字,不能讓他被獨裁者奪走,變成『封城』的一百種別稱,變成『大白』、『合圍』與『社會面清零』。上海人在烏魯木齊中路的夜裡喊出口號,也是爲了把我們的母語,從獨裁者那裡搶回來。」
黃意誠知道選擇站出來說真話必然會付出代價,「因爲良心的逼迫,而自願將自己的生命逼入絕境,這時候,許多的意義開始爆裂」。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他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他在上海的家人遭到員警上門威脅。但他毫不退縮,在臉書公開發文:「當我決定站出來說這些習近平、共產黨不想聽的話的時候,我知道我已經犧牲了我的父母和我的家族,我犧牲了世界上最愛我的人,這絕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我當然清楚,當所有這些采訪都放出來的時候,我會被中國政府株連十族,不光是我在上海的家族,連過去和我交心的好友,也有可能會跟著遭到迫害。中共會把我的所有隱私資料都交給微博上的粉紅大V,讓他們對我潑臟水,罵我是『勾結境外勢力』的『叛國漢奸賣國賊』。但我們怎麽能不愛中國呢?如果不愛中國,為什麽要冒如此巨大的風險出來說這些話?就是因為我們愛中國,所以誓要與獨裁者鬥爭到底。因此,我真的不怕,無論如何我都要寫文章,都要說話,說那些習近平不想聽的真話。」他還說:「今天,我在上海的父母被員警威脅了。雖然這是我早就預料的事情,但真的發生時仍然覺得憤怒。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鄙視。這樣一個垃圾的政權,把所有人都當成人質,利用親人之間的羈絆來逼人放棄獨立的人格,真的很惡心。我想告訴所有正在監視我的中共特務,我絕不會怕你們,我也不會閉嘴的。我已將你們威脅我母親的醜惡行徑通知了七個國家的十一個媒體……如果你們進一步升級對我母親的威脅,我也會跟你們對抗到底。」
如今,「白紙運動」似乎與香港「反送中」運動一樣,在暴力打壓下偃旗息鼓了。但黃意誠認為,「白紙運動」留下了很寶貴的遺產和記憶。「對於很多人來説,『白紙運動』是一種啓蒙,很多人從中看到希望。……在短短兩天時間裡,全國各地的人與全世界華人團結在一起,自發性地組織起來,這是我們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我覺得可以把九零-零五這一代人叫做『白紙一代』。我希望能在海外把這份記憶留下來,雖然沒有『六四』那麼轟轟烈烈,但也是很了不起的。至少讓全世界看到,不僅僅香港人、維吾爾人、西藏人在反抗,傳統所定義的『漢族地區』也在反抗,這是很珍貴的符號資產,需要運用好,對未來東亞的政治發展絕對會有好處。」
他記得香港人說過的一句話「不是因爲有希望才去抗爭,而是因爲抗爭了才會有希望」,他強調說:「我們要站出來,勇敢地站出來,去表達我們內心真實的想法,全世界的人才會尊重我們。而如果我們都是跟著他們這樣的謊言,繼續這樣說下去的話,我們就是一個不值得尊重的民族。」他在海外試圖將「白紙運動」國際化,讓更多外國人來關注被捕者,這也是把火種傳下去的一種方法。而未來中國經濟問題纍積到一定程度以後,必定會有類似於「白紙運動」這樣自發性的大規模抗爭活動再次出現。他也擁有清晰的歷史使命感:「我覺得我們這一代中國年輕人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不幸是在於……等到我們的青年時代,中國開始步入獨裁、封閉,未來即將開始動蕩。幸運的地方在於,中共這種高壓維穩加高速發展的模式即將難以為繼,而外部、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在反思過去的對華政策,都在期待中國發生變革。只要我們勇敢一致地爭取自由,團結香港、西藏、東突的力量,再盡力遊說日本、台灣、美國、歐洲的媒體與政治界,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絕對是有希望做到一些太平年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在歷史上,並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機會做這麽大的事業。」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