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最早跟美國打交道的是國民黨，結果我們的下場是什麼？是退守到台灣來」、「你確定要相信它（美國）嗎？」這種論述，反映了在某些人當中相當普遍的一種觀點。這種觀點的基本架構，大致可以歸結如下：

「因為美國XXXX，害得國府『只能』退守台灣，所以美國不可信。」

這個XXXX的內容，可以自行填入，可以是「援助不力」，可以是「調停失當」，也可以是「喜歡湖南臘肉」之類，都無所謂。反正只是需要一個把失敗歸責於美國的名目，無關宏旨。總之，依照這種觀點，國府在1949年敗給紅朝，是美國人的錯。

這種觀點當然無法成立。

對國府而言，美國提供大批援助，讓國府在日本帝國的兵鋒下免於崩潰，這就已經應該感謝了。至於日帝兵敗之後的事，那是國府自己要去處理。能不能「動員勘亂」，要看國府的本事。美國並沒有義務協助國府統治中國，自然也談不上是美國的責任。

當然，倘若要拉長因果連結來看，可以說美國就東亞大陸的赤化有影響，因為美國把日本帝國打爆，結束了日俄戰爭後「日本駐軍大陸抗衡俄國」的戰略平衡。一旦日本駐軍不復存在，東亞大陸的戰略平衡就勢必會往蘇聯／中共這一方傾斜，再加上中共取得了滿洲國留下的產業資源，國府怎麼可能獨力擋得住？所以說，東亞大陸的赤化，美國人還是有種下前因。

不錯，可以這樣說。

但是國府這一方沒有資格抱怨，原因很簡單：這就是國府實現願望所產生的後果。國府想要日本戰敗？好，美國幫你實現願望。要說日本戰敗之後的局面？那是你的事，請自行處理，不要怪別人。就算是神燈精靈，也沒有義務照顧到這個程度。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沒有能力承擔自己願望實現的後果，國府也不例外。

實際上，國府與其責怪美國，毋寧更應該心存感謝，讓他們還有台灣這塊土地可以落腳。真要說起來，台灣是太平洋島鏈的一環，打贏太平洋戰場的是美國，而不是國府。只要美國有這個意思，大可以對台灣另作安排，讓這塊土地的歷史往另一個方向發展。

倘若如此，國府連這塊安身立命之地都不會有。

這種「另作安排」的前景，是兩蔣1949年前後心頭揮之不去的陰霾。蔣經國在1949年6月18日的日記中，曾經記錄過蔣中正的一段言論：

「英、美恐我不能固守臺灣，為共匪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 故對美應有堅決表示，余（蔣中正）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決不能交還盟國」（參《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6月18日）

兩天後，蔣經國又寫下這樣一段文字：

「父親接獲我駐日本東京代表團來電報告，略稱『盟總對於臺灣軍事頗為顧慮，並有將臺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父親極為憂慮⋯」（參《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6月20日）

我們知道，蔣中正「極為憂慮」的這件事，後來沒有成為現實。美國還是讓國府在台灣安身立命，並且提供大量的軍事與經濟援助，讓這個輸到風雨飄搖的政治集團，有了另起爐灶的資本。

然而，這個政治集團的後繼者，對於美國卻不怎麼感謝。反而直到今日都還滿懷怨懟，抱怨跟美國打交道的「下場」是「退守到台灣」，仿佛這樣很委屈。

所謂「升米恩，斗米仇」就是這麼回事。

說起來，局面發展至此，要說委屈，也應該是當時的台灣人比較委屈。關於「台灣人會受害」這一點，美國政府裡面有些人其實是知道的。舉例而言，美國資深外交官George F. Kennan在1949年9月28日的日記中就曾經寫下（拙譯）：

「我們討論了有關日本和平條約的問題…我不同意我們應該讓我方參與福爾摩沙給中國的正式轉讓，既然我們知道，這只會意味著不公不義，以及接下來幾十年對島上本地人的惡政。」（“We discussing the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Japanese peace treaty… I cannot agree that we ought to make ourselves a party to the formal assignment of Formosa to China, when we know that this means only injustice and misgovernment of the natives of the island for decades ahead.”）

話說回來，對於美國當時這個決定，我也不認為台灣本土陣營有資格作太多抱怨。畢竟在那個時空背景下，美國對台灣並沒有義務，就連英國對香港那種程度的義務都不存在，實在沒有理由多加深責。

更何況，即使真有什麼不滿，後來美國對台灣的長期援助，也已足以抵償。美國的援助並不只是提供駐軍、武器或金錢，而是深入影響台灣在1949年後的經濟政策與社會體質，從而促使經濟的全面升級改造成為可能。可以說：沒有美國，台灣人就不可能有現在的生活水平。

關於這一點，吳聰敏教授在《台灣經濟四百年》一書有相當深入的分析，在此無法詳述，僅引用吳教授的兩段評論作為結語：

「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不是尹仲容，也不是李國鼎，而是（美國）合作分署與美國駐台領事館的官員們。」（頁401）

「1945到1950年代晚期的經濟管制，曾使社會陷入困境。幸運的是，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使台灣走回市場經濟制度，並跨出高成長的第一步。」（頁516）（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臉書專頁）

引用出處：

1.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日記），國史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典藏號：PCKSE0000030。

2. George F. Kennan, “The Kennan Diari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P227

3. 吳聰敏，《台灣經濟四百年》，春山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