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梵諦岡建交的傳言由來已久，近日再次喧囂塵上。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日前發表長篇大作，指稱羅馬教廷與北京的對話是「人間對話的典範」，堪比天主與人類對話。

他暗示，梵蒂岡可能會為中國量身打造有中國特色的主教任命方式。湯漢在文中表示，「聖座與北京之間的協議是人間對話的典範，是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開始，相信雙方今後會繼續本著彼此信任將對話進行到底」。

湯漢這篇文章，強烈暗示著台灣和教廷之間的外交關係岌岌可危。對於即將前往梵諦岡訪問、同是天主教徒的副總統陳建仁而言，無疑是一大挑戰。

但中梵建交就如此一帆風順嗎？或進一步說，長達兩千年的帝制中國，如何和西方法治起源的天主教，在中國土壤上和平共處呢？

中國天主教教徒早已達到300萬以上

天主教在中國擁有漫長而複雜的歷史。元朝就有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但大規模的發展則始於清朝中末期。1840年鴉片戰爭後，傳教士在中國設立教堂、修道院，興辦學校、醫院、孤兒院，大力發展天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時，中國天主教教徒達到300萬以上。（圖為上海一座天主教教堂）

據天主教傳統，主教應由位於梵蒂岡的教宗任命，這與中國脫離西方國家獨立自主的理念相違背。1957年，中國天主教第一屆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決定中國的主教晉牧不再接受羅馬教宗的批准，而實行自選自聖。從此天主教方面的「三自愛國教會」，成為如英國國教會（聖公會）一樣，脫離於羅馬天主教會的一個新的基督教會派。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後，相當多的原天主教會信徒改宗。但仍存在一些信徒忠於羅馬教宗，這部分群體被稱為「地下教會」，且長年被中共政權取締和打壓。長期以來，圍繞著羅馬天主教會與中國天主教會關係的討論一直沒有停頓過。這正是中國和梵諦岡建交的最大阻礙。

天主教的權威和世俗政權長年抗衡

和佛道教這類早已在中國「本土化」，甚至被政權馴服的宗教不同；歷史上，天主教的權威和世俗政權長年就在抗衡和融合中，不斷在歷史長河中演進。

基督教成立早年，就曾和世俗政權形成緊張關係；爾後，西方世界進入「宗教權威完全屈從於王全」的政教合一階段，並於西元313年從異端邪說，搖身成為羅馬帝國國教。

隨著羅馬帝國的殞落，天主教又再度獲得獨立地位。但在中古世紀初期，歐洲各地國王又再度掌握教會的人事任命權，不但能封建領主，還可任命教會主教，形成教皇加冕皇帝、皇帝立廢教皇的奇特景象。

正因如此，教會的職位淪為世俗權力的禁臠，各地教會出現貪污腐敗、職位和財產世襲的亂象。更令現代人詫異地，當時的主教、神父是可結婚生子，並不時捲入地方的家族政治紛爭上。

為了不讓教會繼續「遠離上帝」，11世紀的教皇貴格里七世決定改革教會，禁止神職人員娶妻生子，對抗國王罷黜主教、任命神職人員的世俗權力。貴格里七世動了這個大刀，掀起了天主教和世俗政權的衝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試圖把貴格里七世趕下台，教皇也不干示弱，開除亨利四世教籍，作為反擊。

政教分離為現代國家鋪墊基石

所幸，當時日耳曼諸侯和不少主教站在教廷一邊，同時當時歐洲各地的國王權力普遍衰弱，進而提供天主教獨立自主的機會。

當時，神權和王權的權力鬥爭長達半世紀，直到西元1122年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 Worms）中，才解決了敘任權的爭議：國王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承認國王的世俗政權權威，讓天主教在中古世紀時期，獨立於世俗權威。

這種政教分離的獨立自主，不只把教廷從世俗政權中，切出一塊不可挑戰的精神權威領域外，還為現代國家的興起、法治精神、法律制度，鋪墊出不可撼動的基石。

例如，天主教的獨立存在和抗衡，讓世俗統治者認知到，君權並非神授，法律的權威性並不來自於國王或皇帝本身，而非像帝制中國，皇帝本身就是法律的來源，宗教（主要為佛道教）毫無抗衡世俗權力的能力。

美國史丹佛大學資深研究員法蘭西斯福山認為，現代法治的興起，和教會成功抗拒國王的主張，和確立法律超然及最高地位，脫離不了關係；進而讓法律體系牢牢支配其自身人員的招募、升遷，自行訂定自身專業標準、訓練律師和法官，被真正賦予不受政治權威干預的法律解釋權力。

雖然爾後的宗教改革削弱了教會的權威、民族國家主權論興起後，逐漸取代了上帝的最高統治權，但法治精神、法律專門化與獨立性卻已牢牢地扎根在歐洲（主要是西歐）的土地上，催化了現代國家的文明體系。

中國從未承認有比他更高的宗教性權威

反觀中國，國家（皇帝）從未承認有比他更高的宗教性權威。法律，就是統治者所頒佈的命令，

本質上，梵諦岡絕非當代國際關係定義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屬於神的信仰領地」。這對價值觀完全不在同一層次上的中國而言，必然是對其權威的嚴厲挑戰（這也正是中共打壓地下教會的由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並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時也限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換言之，倘若中梵兩國真的建交，中共仍不許教廷挑戰其世俗權力，而必須服膺於中共的政權權威。

因此，中梵建交的問題，絕非是表面上的國家締結邦交的問題，更牽涉到中西方價值衝撞、調和，及西方文明與價值滲透的糾葛。即便兩國真的結下姻緣，「相愛容易，相處難」的難題恐將不斷圍繞著兩國關係的互動上。這一點，習近平肯定會再三思量。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 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