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從美國點燃，直到今天仍影響全球多個國家的性平發展，雖然起初的目的聚焦在「讓遭受過性騷擾（性侵）的女性知道她們並不孤單」，但它的外溢效果，則是對過去的性別法案帶來正向發展，讓社會從大量「關注不公正」，進入到以「變革」回應解決現實。

2022年其實也是美國#MeToo運動五年期的回顧年。運動初期，曾有學者擔心那些觸動人心、時時刻刻占據新聞頭條的故事，最終將只停留在引起義憤填膺，且會大為分散人們對性騷擾和性別歧視更系統性的注意力。所幸在喬治城和奧勒岡兩所大學合作調查下，結果並不令人太沮喪。例如2022年2月10日，美國參議院便通過了近年最大的工作場所改革法案──《終止性侵犯和性騷擾強制仲裁法》（Ending Forced Arbitration Act）。這項新法主要讓遭性侵、性騷的受害者可以在法庭上尋求正義，而不再被綁定於公司內部不透明的仲裁系統（通常阻礙了受迫者的追索權）。簡單說，就是「國家讓你靠」的意思。

不只如此，2017年到2021年期間，總計美國50個州共提出了2324項和#MeToo 有關的法案，許多法律並專門針對反騷擾培訓、保密協議和政府官員的問責，尤其鎖定高階管理者的行為不端。這其中，同時也反映了#MeToo運動欲圖攻破的核心，也就是父權社會的痼疾，因此，無論是同工同酬、女性親子假、病假、產假，都一併有了新進展。另外，許多州更聚焦勞動階級，如飯店、餐飲業和家政工作等弱勢範疇工作者的保護，或稱「緊急求救按鈕」法案。

雖然多數法案確實是由紐約州、加州等「進步主義州」開先例，但後續包括搖擺州維吉尼亞州，以及偏保守的德州、路易西安那州也出現了大量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和性別平等法案。攤開美國地圖，各州因#MeToo所引入法案和通過法案數，鄰近的州與州，其實多有相互刺激的現象。

至於何以需要如此繁多的新法律法條，正因為過去從#MeToo運動中很明顯發現，現實上沒有任何單一的預防措施，就能有效防止所有的性騷擾事件，而是必須靠多重措施的交互補漏，才有可能產生足夠的影響力。

再者，美國是多元族群的國家，社會組成又更複雜，進而#MeToo不僅涉及了性別和職業別問題，更有族裔因素，因#MeToo出現的新立法，於是也間接促成了過去傳統基於性別的改革，涵蓋面更廣泛，且超出了#MeToo初期許多學者專家的預期。

《時代雜誌》2017年將「打破沉默的人」列為年度人物。它代表了許許多多挺身而出揭露自己遭到性騷擾（性侵）的人，首先標示#MeToo的美國女演員米蘭諾第一則Twitter貼文上架後，兩天內就有超過100萬人轉貼，一天內，臉書就出現超過1200萬則相關#MeToo貼文。並從娛樂圈擴散到政治圈。美國聯邦與州的立法、修法，就是在讓#MeToo回到解決現實的路上。否則社會縱然沸沸揚揚也無濟於事。

但我們也必須看清楚，美國#MeToo運動是從「潛規則傳言由來已久」的娛樂圈開第一槍，繼之才蔓延到商界、政界，當政治人物也被嚴正檢視時，代表了就算是權力者也無法抵擋浪潮，一路穿透了社會上諸多傳統權力結構。而台灣剛好相反，它的起始點是從政治圈開始，且和適逢選舉熱季有關，理所當然被當成有效的政治攻防素材，但終究能不能自政治圈反向推散出去，就是另一個問題了。因為，如果實際上政治圈才是台灣最容易鬆動固有性別文化的場域，那表示在台灣，其他圈、界的性別枷鎖只有更牢固、更頑強，台版#MeToo的發展就很可能會和美國不一樣。即美國的社會力影響了政治，政治再以法律變革回應社會整體期待，則當下台灣的政治風暴，有沒有可能催化成為一個意外的社會變革呢？

台版的#MeToo是因政治而來，最重要的是它能否走向社會，假設僅僅囿於選舉武器化，到頭來，恐怕所有人都像是白吵一架，徒讓過去連日來媒體上的風風火火，最後只得一縷輕煙，尤其白白糟蹋了那些自我揭露者的勇敢。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