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Me Too運動轟轟烈烈。作為「自由左派」，筆者一向是Me Too的支持者，認為Me Too是一場偉大的運動。早在2017年Me Too運動傳到亞洲之初，筆者就撰文支持香港Me Too運動，特別是支持香港女跨欄運動員呂麗瑤「說出來」，控訴其體育教練性侵。該評論文章還讓筆者獲得了至今唯一的新聞界「獎項」的肯定（SOPA亞洲卓越新聞獎評論獎的honorable mention）。在這次台灣Me Too中，筆者也第一時間在臉書上支持。

儘管如此，筆者也要承認，Me Too從誕生第一天，就存在大量爭議。有激進女權主義者把那些爭議，簡單地一概歸咎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制。然而，不可否認，Me Too的爭議並非如此簡單。

Me Too在本質上，和我們生活所在的民主法治社會中的諸多準則和價值觀存在衝突。那些準則和價值觀，並非都是「落後的、保守的、父權的」。它們當中有不少，即便是如筆者一樣的「自由左派」，也是信奉的，堅持的，甚至極力捍衛的。這些價值觀包括法治、言論自由、反歧視等等。

於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理解Me Too的本質，如何解釋這些矛盾，如何調和這些矛盾，如何合理化Me Too。這些問題都成為我們推動Me Too的不可迴避的關鍵論述難題。

筆者近年來一直思考這些問題，加上這幾年的觀察的眾多現象，對比2017年的認識，筆者有了更深的思考。筆者希望籍此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些矛盾中，最令人關心的，爭議最大的，莫過於如何詮釋Me Too和法律之間的矛盾。

筆者記得，在香港呂麗瑤事件中，香港的右翼知識分子，比如「香港第一才子」陶傑等，就強調，Me Too會成為誣告的工具，特別擔心男性會被誣告，整個社會可能成為「人民公審」、「法外定罪」。一旦如此，必將架空了社會對香港傳統法治精神的期待（當時還沒有逃犯條例事件）。這種法治精神為，一個人未經審判之前，是無罪的；只有經過法庭的符合法律程序的審判（即經過所謂Due Process），才能確定有罪。

對此，儘管確實有疑慮，但筆者認為不足以反對Me Too運動。筆者上述獲獎文章的主題就是反駁陶傑等人的觀點。這是筆者作為自由左派，與右派的區別。

然而，這並不等於筆者認為，在Me Too中，法律就應該失效；不等於法治就應該完全讓位給Me Too；不等於Me Too就要凌駕在法律之上。這是筆者作為自由左派，與一些進步左派和激進女權的區別。

筆者對Me Too和法律之間矛盾的理解是這樣：

第一，所有的Me Too 案件，都應該是法律上規定的非法行為。

第二，我們之所以需要Me Too，是因為那些行為雖然是【非法的】，但因為種種原因，法律難以伸張。這包括很多原因，舉例說明可以有：

1）舉證困難，很多Me Too都發生在只有兩個人的空間。比如，香港運動員呂麗瑤雖然說出來，警方調查之後起訴體育教練，但法庭最終判決體育教練無罪。但法官並非認為呂麗瑤「誣告」，相反還在判詞中稱讚呂麗瑤的勇氣。體育教練之所以無罪，是因為案發時只有兩個人，沒法完全排除合理疑點，根據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只能判決他無罪。

2）礙於權力結構關係，懲罰不嚴重，起訴成本高等，受害者不會去報案起訴。這點很容易理解，比如常見的性騷擾是「鹹豬手」，即便起訴了，懲罰也不大。比如剛剛宣判的范雲訴陳雪生案，法官裁定民事訴訟中的性騷擾成立，但最後只判陳罰款八萬台幣。如果懲罰是這樣輕的話，那麼即便成功了，以後在職場上抬頭不見低頭見，權力結構就很可能影響受害者的發展。

3）陳規陋習，大家習以為常，加上法不責眾。在這次Me Too中，不少職場性騷擾，都已流傳很久，甚至被當作笑話傳播。還有女前輩說「這些男人就是這樣，喝多了，就會摸兩把，你們不要太大驚小怪了。」受害者一直存在，但在這次Me Too大潮前，即便沒有直接的上下級關係，受害者都沒有站出來。這充分說明了問題。

Me Too的作用，就是讓這些雖然是非法，但法律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暴露於天下。通過用實名「說出來」，其道德和勇氣，背書其控訴的可信性。這樣再通過輿論壓力，推動社會改變。

在這個意義上說，Me Too在現階段，不但是合理的，更是值得推崇的。

這裡值得再強調一下「實名」的重要性。

所謂「無實名，不Me Too」。實名，是Me Too的最最關鍵的核心，沒有實名，就沒有讓人在法外相信你的理由。當然，光是實名還不夠，在實踐中還需要一些證據輔助，但實名是必不可少的。

確實有受害者因種種理由不願或無法實名，對此，我們除了嘗試鼓勵他們之外，沒有其他辦法。試想，為了Me Too，社會要暫時放棄對法治的部分堅持，實在不能失去底線，冒著讓Me Too成為流言蜚語的中傷溫床的風險。

第三，然而Me Too不是至高無上的。在Me Too之外，還有其他社會準則和價值，絕對不能把法律拋諸腦後。因此，Me Too能跳過「法律程序」，在現階段還應該跳過法律程序，但不等於Me Too應該跨越「法律實質」。

簡單地說，如果一個行為，如果本身是無罪的，那麼不能因為Me Too，就給它輿論定罪。如果只是一個輕罪，就不能因為要Me Too，給它一個重罪。

直接一點說，無論性侵還是性騷擾，都有明確的法律定義。如果只是性騷擾，你不能把它說成性侵。如果它只是令你感覺不舒服，覺得被冒犯，你不能把它說成性騷擾。

如果一個行為本身是無罪的，那麼不能因為Me Too，就給它輿論定罪。如果只是一個輕罪，就不能因為要Me Too，給它一個重罪。（美聯社）

比如，有人「說出來」自己被用力抱住並強吻，還被推到床上險被侵入。這種控訴涉及性侵不遂，輿論把其「定罪」為「企圖性侵」或「性侵未遂」之類都恰如其分。（這裡的「定罪」打上引號，強調是輿論的法外定罪，下同。）

比如，有女士「說出來」，自己被觸碰胸部，或者被長時間摸手等。這類控訴只能算性騷擾，如果輿論因此「定罪」為性侵，就會很荒謬。

比如，有女士「說出來」，某男士深夜和自己獨處在車中聊天，這當然有點「怪怪的」，甚為不妥。但在其描述事實中，既沒有身體觸碰，又沒有開黃腔。即便我們認為，在此控訴中，該女士確實有理由感到「不舒服」，但台灣法律和案例都沒有把這種行為定為性騷擾。如果輿論卻都把此事「定罪」為性騷擾，這就屬於錯誤擴大了法律，「定法外之罪」。

我們要明白，法律是一個社會的終極規範。它是人民之間的公約，是人民行為時所依賴的準則。法律沒有規定的，就不為罪。這條底線需要繼續堅持。

第四，Me Too與法律確實是衝突的，背離的。但為了社會正義，為了改變社會範式，我們「不得不」做出妥協，允許Me Too「有限度地」、「暫時性地」背離法律。

對有限度的理解是：Me Too可以超越法律程序，但不能超越法律實質。因為，在既定的框架中，法律實質就是取得共識，訂立契約的社會正義。

正所謂：「可容忍法外定罪，但絕不能定法外之罪」。

對暫時性的理解是：Me Too作為一種運動，是「非常態」，而不是一種「常態」。其意義是通過這場運動，把社會從一種常態轉到另一種新常態，即所謂「社會範式轉移」。

理論上，在範式轉移到新常態之後，我們就要重新堅持法律。那時候，我們不但要堅持法律實質，也要堅持法律程序。當然，社會範式的完全轉移很可能是一個理想狀態，但大致上，社會有能力分辨出界線在哪裡。

第五，有人問，那麼如何處理「冒犯，不舒服」呢？

筆者認為，這應該通過另外的途徑解決。一種方法是由機關大公司學校等單位制定更加詳細明確的內部守則，仔細規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有涉事媒體剛公布了投訴機制，這值得鼓勵，但還應該制定上述守則列表。

然而，鑑於社會很多人都不從屬於大單位。以社會整體而言，最合適最堅實的方法就是推動立法修法，把「冒犯，讓人不舒服」也納入「性騷擾」或其他一個罪名中。

換言之，要改變法律實質，就只能通過民主的過程，依據程序立法或修法，才能在人民之間取得共識，「再定新約」，從而確定新的社會整體公認的社會正義。

這個過程，雖然在目的之大方向上和Me Too是相當一致的。但在本質上是兩回事。一個是完全正當的終極保障，一個是通過「法外途徑」而不得不為的暫時性措施，前者顯然更加理想。

但公平地說，立法修法的難度不小。試想，如果缺乏具體的侵犯騷擾行為，誰都用自由心證，說「我被冒犯了，感到不舒服」就控訴對方性騷擾（或是其他罪名），這種立法的阻力一定很大。但這樣正好說明，社會整體尚未形成這種共識。關於如何處理，筆者在另文再做討論。

以上就是筆者對Me Too和法律關係的小思考。鑑於這組矛盾關係如此重要，以前肯定有人寫過，可能結論差不多。但以上都是筆者獨立思考獨立書寫的結果，沒有專門查找文獻，也沒有ChatGPT。作為評論文章，時間精力也不許可筆者先做一次文獻回顧。於是如有雷同，只能抱歉。（待續）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