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MeToo轟轟烈烈，正向廣度和深度兩個方向發展。對於向廣度發展，即揭露出更多的MeToo實例，筆者是絕對支持的。

然而向深度發展，即泛化「性騷擾」，過於强調主觀感受而輕視客觀事實，越來越傾向把主觀感受上的被冒犯和不舒服，拔高到性騷擾的程度，進行「輿論定罪」。對這點，筆者卻不乏擔憂。

數學物理有準確的定義定理公式，但從筆者第一天學習更高級的系統開始，就知道三個詞：複雜性（complexity）、多樣性（variety）、例外（exception）。

社會是最複雜的系統之一，人的個性、感情、知識結構、認知能力和個人經歷，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也都充滿這些複雜性、多樣性和例外。隨之而來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對同一句話、同一件事、同一個情境的理解，經常可能出現差別。

在香港國安法第一案「光時」案中，控辯雙方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口號進行精彩的論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作爲專家證人出庭作證。他指出，對一句話的意思常有不同的理解，講者想表達的意思，可能與聽者所理解的，完全不同；這個聽者和那個聽者的理解，也可能有很大差別。他說：「意義是複雜的，如果它是簡單的，我可以只跟你說一句話，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但不是這麼一回事……如字詞只有唯一的意思，世上就不會有創意寫作、溝通不良和誤解」。

這個證詞之所以給我印象很深刻，是因爲語言和文字是人類溝通中表達力最强最清晰的方式。可是，如果連語言都廣泛存在溝通不良和誤解，那麽意義相對沒有那麽明確的其他溝通方式，諸如動作、眼神、手勢、情景之類，所會引起的溝通不良和誤解，就可想而知地更多了。

這兩天一個臉書上的真實對話很有意思（筆者有截圖但不必貼出來）。某從事媒體業的L女士，在吐槽自己和近期紅人曾某的以前編輯作業方式時，順道也抱怨另一位劉先生與自己的互動。這裏引述一下L女士的帖子（裏面的真名經過處理隱去）：

「我經歷過另一種界線不明曖昧互動，一樣也是不熟的男子對我莫名吐露過往私人感情。數年前J先生來訪阿姆斯特丹，作為朋友的朋友，我好意招待，不知怎麼弄成聊天聊到半夜看他在路上對我哭自己過往的情傷，我也是個干我屁事的傻眼。J先生隱約暗示不想自己回家、或後來在我表明身體不舒服不想見面時，對我說他很會按摩，在我看來都是蠻荒謬的言行。我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上鉤，講出來破梗，希望大家好好思考社會與身體的互動界線。」

但J先生隨即貼出當時的聊天記錄，原來是該位L女士先向這個「不熟的男子」邀約第二天到自己家喝咖啡，但第二天L女士睡到傍晚，J先生趕不及赴約。然後L女士說自己「頭頸超痛，頸肩肌肉太緊」，J先生這樣才提出「時間來不及，不然我可以提供按摩服務」（當然最終沒有按摩，J先生根本沒去）。貼圖上前後對話沒有看出當時L女士有什麽不滿的反應。J先生還提到，此前他們線上線下的互動中，並非只有他單方面在訴説情傷。

L女士隨即在臉書上反駁：「按摩的重點是分寸界線問題，我不知道別人怎麼看，但通常不熟的人說欸我不是很舒服，對方會回說那好好休息喔，按摩不會被提出來噎蠻突兀的，你會幫朋友按摩頸肩，跟我有什麼關係？無論意圖為何，我是覺得不很恰當。」

有網友看不過眼，評論了一下：「我覺得我看到的是一面倒的霸凌ㄟ！跟不熟的人問要不要喝咖啡、講自己頸肩肌肉太緊然後怪別人說自己會按摩是越界？」

這個例子之所以很有代表性，是因爲幾輪交鋒後，雙方對事實基本取得共識，但詮釋上依然存在巨大差別。它充分地展示了，人類認知的多樣性、語言的模糊性，以及所謂「分寸界綫」的不確定性會有多嚴重。

L女士認爲，自己可以向一個「不熟的男子」抱怨自己身體上的不適，但同時，劉男士雖然只是假設性地提議可以幫忙按摩，就已超越了自己的界線。她還暗示，劉男士心懷不軌，想讓自己「上鉤」。

相反，J男士卻很可能認爲，L女士和自己沒有那麽不熟（因爲線上線下都聊過天），L女士向自己抱怨身體不適，已帶有一定的私人性，同時，他覺得向朋友提供按摩服務，並不是那麽不恰當的事（因為他也會幫其他朋友按摩）。這些都在他認為的界線之內。

當然，如果換一個更保守和敏感的男士，甚至很可能就會覺得這位女士冒犯了自己，正如那位「多嘴的網友」所言，也借用L女士的邏輯：「明明沒有那麽熟，你身體不適關我什麽事，我幹嘛要聽你說你身體不適」？

每個人的主觀感受（和界線）不但差別很大，而且主觀感受還很容易被一種定見所塑造。

正如中國古書《列子》中有句成語叫「疑鄰盜斧」，某人不見了斧頭，懷疑是鄰居偷的，於是鄰居做什麼都像偷斧頭。後來自己斧頭找到了，於是鄰居做什麼都不像偷斧頭了。

Me Too中，越來越傾向把主觀感受上的被冒犯和不舒服，上綱到性騷擾程度，進行「輿論定罪」。這點不乏令人擔憂。（維基百科）

我們也可以看到，對同一個事件，當時的主觀感受也可能被後來另外採用的一種定見所「重構」，變成另一種主觀感受。在這次Me Too中也有這樣的案例：本來可能只是覺得是交談上不愉快的經歷，但被「對方是性騷慣犯」這個思考模式一套，就變成「我好險沒有成為性騷受害者」，於是所有的細節，都被重新賦予另一種含義了。

當然，在這裡要重申，主觀感受是非常個人的東西。筆者在這裡絕對沒有認為「你的主觀感受是錯的」，也沒有認為「你的界線不對」。只是嘗試說明：

第一、你的主觀感受和界線可能與他人不同；

第二，你的主觀感受未必就是對某個事件的最準確的詮釋；

第三，你認為別人冒犯了你的界線，但別人並不一定這麼了解，甚至可能反過來你正在冒犯別人界線。

由此可見，主觀感受和個人的分寸界線，既模糊，又多樣，可塑性還非常強，每個人之間更可能彼此衝突。正因如此，嘗試用一種單一的主觀感受，作爲一條區分黑白的界線，這既不可能，也不合適，還很危險。

性騷擾一定是感到冒犯和不舒服的，但感到冒犯和不舒服，不一定是性騷擾。感到冒犯和不舒服，與性騷擾之間存在巨大的距離。

最根本的區別是主觀感受和客觀認定的分別。感到冒犯和不舒服，都是主觀感受。「我感到不舒服，就真的是不舒服」。然而，「我感到被性騷擾，卻不一定是性騷擾」。

另一個區別是，兩者的被控訴方，所承受的壓力差天共地。你說「A君讓你不舒服」，大家可能只是安慰兩聲，來句「抱抱」，罵兩句。但你說「A君性騷擾」，加上搭乘Me Too大潮的「輿論定罪」，A君就有口難辯，掉入十八層深淵，甚至社會死亡。

不需多解釋，如果依賴主觀感受作為唯一的「輿論定罪」基礎，顯而易見有非常嚴重的後果。試想，若「我感到被性騷擾了，就是被性騷擾了」成為常規，整個社會的代價有多大。

筆者在前篇論述過，Me Too的本質，是和「完全的」法治精神相牴觸的。這點有人可能持不同意見。

比如，青年政治工作者苗博雅認為「基於言論自由原則，受害者有權陳述受害經驗，被指控的人有權為自己辯駁，旁觀者有權作出自己的評論和判斷。在法庭之內，法院的裁判不應該被輿論主導，法官應該根據法律審判。而在法庭之外，社會大眾可以基於雙方提出的證據和說法，做出自己的判斷。」

這三句話中，筆者完全同意前兩句。第三句「法庭之外」的論述就非常「離地」。在平時或許可以，但在Me Too運動這種特殊環境中，我們可以看見，「輿論定罪」通常都單一地依賴Me Too控訴者的「說出來」，而被控方的反駁聲音幾乎都在萬民唾罵中被淹沒。

苗博雅還認為「無罪推定的意思是，在法律上若無法證明一個人有罪，那國家就不能在法律上定罪，不能施加刑罰。」所以，Me Too沒有和「無罪推定」的原則違背。

要從法律上說，確實如此。然而，在實踐中，依賴「有罪推定」甚至「不容分辩」的「輿論定罪」就足以重創被控者。即便他真是無辜的，也早已被打倒。其代價甚至比法庭判決更嚴重。

有鑑於此，筆者認為，主觀感受完全不適合作為「定罪」的唯一基礎。這裡的定罪，包括在法庭上的定罪，和現在Me Too所涉及的「輿論定罪」。也就是說，即便是「輿論定罪」也好，我們也必須用客觀的行為去定義「性騷擾」（和性侵），主觀感受當然也是有用的，但它不能「單獨地」作為「定罪」的唯一證據。

一些被普遍承認的行為包括：非經同意的不當身體接觸、開黃腔、展示黃色圖片等等。這些標準即可從法律條文中推敲出來，台灣有「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這三部法律；也從眾多的案例中得知，比如什麼行為被判性騷擾成立，甚至什麼行為可以被起訴為性騷擾。

這又要查法典又要查案例，聽起來很「離地」，誰會去查呢？

其實不然，因為它們中的絕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的話）一早就是社會普遍認知的規範，你在學習生活聽新聞中自然而然就能得知。它絕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試想，最近爆出的眾多拍屁股、碰乳房的性騷擾，難道實施者就不知道不對嗎？無非是因為長期權力結構、行規陋習和法律程序障礙等種種原因，而漠視罔顧罷了。

Me Too之所以正義，就是把早已訂立規範的但因種種原因而長期無法實現的社會正義，把它糾正過來，實現起來罷了。這也正是筆者在上一篇強調，不能「定法外之罪」的原因。因為法律規定正是那些「早已訂立的規範」。

也只有在這種前提下，儘管Me Too的本質和「完全的」法治精神是牴觸的，但筆者還力挺Me Too，這是因為筆者相信，在「不得不為」的情況下，暫時性地犧牲法律程序的正義，去換取整體的社會正義，這種代價是值得的。但如果連「法律實質」都拋開了，那麼Me Too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待續）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