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台灣MeToo的大勢一片火紅，但也開始出現「反撲」的輿論。有人開始控訴「第一宗MeToo冤案」。事實上，從MeToo第一天開始，有關MeToo會變成「獵巫」、「誣告」、「污名化」工具的質疑就不絕於耳。

根據研究，超過九成MeToo例子都是真實的；但從另一面說，就是還有幾個百分點的MeToo不能成立。俗話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大山」。

我在討論MeToo第一篇文章中，已總結出一個MeToo與法律之間關係的框架。即MeToo是一個為推動實現早已被確立但一直被忽略的社會正義，而不得不「暫時地」、「有限地」背離完全的法律原則的一場運動。在這個框架下可以進一步討論，如何實現MeToo和法律間的平衡，以便最大程度地減少「時代的灰塵」。

我們既然要冒著「違反法律程序正義」所導致的「時代灰塵」的風險，就不得不對MeToo控訴方也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要求。於是，本篇思考的重點，就是「MeToo控訴如何才值得相信」。這也是MeToo運動中的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

MeToo案中，受害者單方面的陳述，包括口述或發貼文，一般都是最重要的證據。但如果有其他證據的加持，就能大大加強其可信性。

最好的證據當然是當時的目擊證人、實物證據等。比如台灣某名嘴被控案中寫下道歉書，這就是鐵打的證據。如果沒有證人和實物，那麼若受害者在事發後有向別人提及，這也是很強的證據。比如美國總統川普被控三十年前強姦案，重要證據就是受害者當時就向朋友訴說過。還有環境證據，比如受害者能記起事發現場的環境特徵，特別是臥室之類的特徵。最後，很多加害者都是慣犯，如果多人MeToo，可信性就大大增強。

以台灣最近案例，在某中國民運人士被控性侵未遂案中，控訴人出示了當時給其助理的短信紀錄，也出示了他在其房子裡的拍攝的照片。後來還有人控訴其是「慣犯」。這樣一來，這個MeToo案的可信性，至少在「輿論定罪」的層次，已經相當足夠了。

然而，很多MeToo案都沒有以上證據。往往，受害者單方面的陳述是唯一證據。於是，公眾輿論憑什麼相信那些看來「口說無憑」的單方面陳述，或者說，這些控訴如何才能獲得公眾的信賴。這不僅對MeToo者個人重要，還對持續推動整個MeToo運動重要。

筆者認為，MeToo控訴應遵從三個原則：實名、真實、真誠嚴肅。

第一是實名，「無實名，不MeToo」

實名是MeToo的最最關鍵的核心。MeToo本來就是以受害者用真名在網上說出自己受害經歷為特徵的運動。沒有實名，就沒有讓人在法外「輿論定罪」中相信你的理由。這裡的實名，還不是光指在網上有個ID，而是要確定真的是本尊，這樣才有足夠的加持。

確實有受害者因種種理由不願或無法實名。或許退而求其次，當時的親眼目睹的人幫助發聲。但由於非常多MeToo案例都沒有第三者，這並非都可行。而且，由目擊者說出來，和由受害者說出來，其可信程度就要打個折扣。此外，我們除了嘗試鼓勵他們之外，沒有其他辦法。

試想，為了MeToo，社會要暫時放棄對法治的部分堅持，實在不能失去底線，冒著讓MeToo成為流言蜚語的中傷溫床的風險。

「不實名」有不少變種。這裡舉兩個在這次台灣MeToo大潮中的例子。

有人「代替受害者發言」，而這個發言者本身也不具備公信力。比如，有一名W女士首先發帖MeToo控訴Z先生，引起廣泛注意。此後，W女士就發表帖子說「公布姓名之後，我的私訊基本上就響個不停，五位一下子變成二位數」。然後媒體的報導就說十多人控訴Z先生。有理由相信，這個「十多人」就是從W女士這裡「兩位數」推導出來的。然而，這十多人是誰，她們有什麼事件，公眾一概不知，甚至這個數字是否準確，大家也不清楚。W女士還在跟帖裡貼出一則匿名訊息，裏面控訴自己被性騷擾。然而，訊息中既沒有Z先生的名稱，W女士也沒有明確說是針對Z先生的，但已被廣泛認為是Z先生所為。這對被控人顯然非常不公平。

代替別人揣測加害者。比如，房慧真控訴王健壯的MeToo帖子，一開始就把另一位MeToo控訴者的事，指責是王健壯所為。直到該控訴者其後澄清另有其人，她才加上註腳。但這已對王健壯構成名譽上的傷害，因為很多人已經以為他就是「兇手」，後來必須大大加標題「不是王健壯」去澄清。王健壯的回應中怒斥房慧真移花接木，「將這個案子栽到我頭上」。儘管房慧真可能真的只是猜錯了，並非有意栽贓，但王健壯的憤怒理由完全充足。

由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在實名指控中，最好能夠也把加害者的名字說出來，以免有人無辜中槍。比如，有V女士MeToo控訴一個音樂人，說了一些特徵，卻沒有說出其名字，於是很多根本無關的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滋擾。當然，筆者完全明白，並非每個受害者都有勇氣說出加害者的真名，但我們還是應該鼓勵他們這樣做。

第二，真實

真實是MeToo運動的靈魂。不真實的「說出來」，就有可能變成誣告。控訴真實不但對該控訴者的可信性重要，對整個MeToo運動也一樣重要。

很簡單的邏輯，我們相信「說出來」，就是先預設它是真實的。如果控訴者的控訴不真實，那麼其他人不但會質疑這個控訴者，有反對MeToo的人，更會趁機質疑甚至污名化MeToo運動，是不是一個「獵巫」、「誹謗」、「誣告」的工具。這必將大大損害整個MeToo運動。

當然，很多MeToo事件都發生在多年前，要準確每一個細節，這是不可能的。不少質疑MeToo的人士往往捉住一些無關重要的記憶錯失，去質疑這個事件。筆者絕不苛刻「不完美的控訴者」。筆者認為，一些細節上的缺失，與一些故意誇大以鼓動輿論的寫作，公眾還是可以分清的。

去年在推特的簡體字華人社群發生過一件轟動的名人MeToo事件。Y女士在網上控告她時任丈夫G先生婚內性侵自己，要求G先生道歉和滿足她其他條件，否則將會去信要對其不利。Y女士還舉出了很多G先生和家人「重男輕女」和「家暴虐待」自己的事例。一開始，幾乎所有輿論都站在Y女士一方。然而，Y女士的可信度開始被質疑的缺口，就出現在一個過分誇大的描述上。Y女士說自己抱著女兒摔下了一整層樓，G先生卻只顧著打電話，這還不是一副重男輕女冷漠妻子的渣男形象？

然而，有網民發現，原來當時G先生社交傳媒上紀錄過這件事，Y女士只是離地面只有兩級台階處踩空摔下去；還讚揚Y女士真是一個好媽媽。對同一件事的描述的巨大差異，以該事例在整個事件在公眾輿論傳播中的重要鼓動作用，令人開始懷疑Y女士的可信度。輿論開始反轉，加上其他因素，Y女士變成輿論的反方。到最後，這個MeToo就不了了之了。中國女權者和MeToo運動的形象，在簡體中文推特圈也被打擊。

第三，文風要真誠嚴肅

MeToo不是文學寫作，而是受害者的不堪回憶。它不需要高深的寫作技巧，卻要表達出一種真誠和嚴肅。不真誠不嚴肅的控訴風格，文學化的修飾技巧，反而影響了控訴的可信性。

再以房慧真的MeToo控訴文為例。房的寫法帶有很強的文學性，帶有諧謔色彩，一開始還有誤導信息。筆者都覺得是控訴文的大忌。

當然，房慧真的文章流傳很廣，筆者不能說它不成功。但它流傳這麼廣，靠的不是感染力，而是其聳動性。因為爆料的對象是媒體界大老王健壯。

整篇文章中，它都用一種調笑的風格描述，讓人感覺不到任何傷害。房慧真還說整個飯局，王都在作案，但她不加制止，反而像個第三者一樣觀察紀錄研究，給人感覺就是無所謂。事後還把此事當作「笑話」不斷地向人覆述。

房的文筆很好，該文以網文的標準，是可讀性頗高的文章。但這不是MeToo控訴文的目標。因為這種風格大大損害了文章的控訴力，你當這件事是個「笑話」，別人為什麼要同情你。

這不是僅僅和房的控訴有關，更重要的是，它更會影響整個MeToo運動是一個嚴肅的社會運動的基調。我們之所以支持付出「暫時性有限度地背離法治原則」的代價，就因為它所涉及的，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是有關被害者的傷痛。

我們希望整個社會都能有這樣的共識，都能看到女性所受的傷害，我們就應該用一種真誠的嚴肅的基調去控訴。

房慧真用色戒的情節，去代替真實的描述。這種表達方式同樣令人感覺非常不真誠，而且也很容易誤導讀者。

筆者此前在撰文時提到這個案件，當時有資深編輯就告訴我，「房用了一個隱喻的方式指控王健壯，但其實她從頭到尾都沒有明白指控王的確用手肘觸碰她的胸部，事實上這其中的確存在著很模糊的空間。」

筆者再看也同意這點。這在MeToo控訴文中是需要避免的。控訴者應該告訴社會， 發生了什麼事，而不是向社會暗示什麼事，讓社會去猜測，去誤會。

王健壯反駁中指出：「用一個虛構作品虛構一個不可能的性騷擾，把《色，戒》裡面淫猥的形象移花接木到我身上。」這種指控非常有道理。

房的文章之所以是個錯誤示範，最嚴重的問題是，或許正因這種過於追求文學性風格，它遺漏了MeToo中的最重要因素——受害者的不情願，這時MeToo控訴中的重要缺失。

並非觸碰敏感部位就是性騷擾。被觸碰者的主觀感受和同意與否，非常重要。雞排妹被帥哥醫生拍屁股，她說「被打那下屁股覺得蠻爽的」。有傳媒界大姐說「我這老屁股也常被摸啊，又不會怎樣」。台灣的性騷擾防治法規定：本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其中「違反其意願」是必須條件的條件。

王健壯怒斥房的指控不可能，是虛構的，但按照文章所述，即便所說的事都是真的，此事不能算是性騷擾。因為，房慧真的控訴完全沒有「違反其意願」的要素。

判斷性侵性騷擾的關鍵元素就是如何判斷「同意」。這有兩個標準。以前的主流標準是no means no，說不就是不，這要求被動的一方要明確說不，才能表達「不同意」。大概從2014年開始，yes means yes，說是才是是，成為規範。即要求被動的一方要明確說是，才表示「同意」。兩者的區別在，如果被動方即沒有說不，也沒有說是。那麼在no means no的規範下，她就是同意的，但在yes means yes規範下，就是「不同意」。

房慧真說事發在2013年7月。美國大約在2014年確立yes means yes的標準。在台灣，yes means yes確立得更晚，遲至2021年1月29日作成之最高法院 110 年台上字第1781號刑事判決（參見上報曾友俞的《說不就是不 　但「性同意」的標準不該由司法說了算》）。也就是說，在2013年社會規範是要明確說「不」，才是表明態度違反其意願。當然這個「說不」不能狹義地理解為一定要說出來，其他諸如躲閃、阻隔、恐懼等也能說明「不情願」。

房文中描述：「易先生在車上對王佳芝做的事，在那場酒局發生在我身上。很佩服前輩能左右開弓，左手的肘彎沒有「冷落」我。我並沒有像個突然麻痺的小動物一樣驚駭萬分，而且我酒量很好，我要清醒地觀察，他還能怎麼弄，弄多久。說實話女記者這個職業，在各種採訪的場合是被性騷的重災區，前輩也成了我的田野觀察對象，他一定是個「慣犯」，在一桌子人中「表面上端坐」，能做到當眾性騷擾而不被他人察覺，手段十分純熟。前輩的肘彎持續伸來，直到酒局結束，我始終在心底憋笑，想著：哇！原來還有這種手法，前輩一定是看了《色，戒》。」

文中沒有看出，房做出任何說不、用手阻擋、拒絕、閃避等表達不情願的動作或言語，那麽即便被觸碰甚至持續觸碰，也不符合「違反其意願」的要件。如果是辯護律師，甚至可以說，推測房不拒絕的理由：她當時可能因爲要做田野觀察，所以允許了王的舉動。這不屬於「違反其意願」。

這裡再聲明一次，筆者沒有說「房沒有被性騷擾」，只是說「房的文章沒有把性騷擾的必須元素『不情願』說出來」。

綜上所述，MeToo控訴一定要實名、真實、真誠嚴肅。這樣才可以給公眾更大的信心，合理化非常時期的「輿論定罪」，給MeToo運動賦能，減少阻力，推動實現社會的範式轉移。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