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請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勳做畢業禮演講，產生了名句「要跑，不要走」。筆者在美國聽的卻是奧斯卡影后楊紫瓊在哈佛法學院畢業禮的演講。她的演講同樣非常有啓發性。她談到自己成功的三個心得：第一，失敗時要放鬆；第二，知道自己的limit（極限）；第三，找到自己的人（指工作夥伴）。

這不但是人生哲學，心靈鷄湯，對社會運動也有很大的啓發。最觸動筆者的是第二點，知道自己的Limit。筆者第一時間就想到，絕大部分失敗了的社會運動或社會革命之所以失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自己的limit。

目前台灣爆發轟轟烈烈的MeToo運動，筆者熱情支持，但同時認為，它同樣要知道自己的limit，不要一次過地追求過高的目標，總之「要走，不要跑」。

社會進步固然是好，但社會進步不能脫離時代的約束。我們不能認爲一些事情應一蹴而就，它就能一蹴而就。最近幾十年來，我們目睹經歷了N多場失敗了的運動，重要原因之一都是設立了自己無法達到的目標。

仔細說來，那些導致社會進步運動失敗的制約，至少有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種是自上而下的制約，諸如中國的天安門運動和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根據中國民運家胡平的說法，就是失敗在沒有「見好就收」。

第二種是來自「中間」，即運動者群體。雖然沒有強烈的反制，但目標太高，淺嘗努力後達不到，就導致人心渙散，作鳥獸散。十九世紀後期美國很多聲勢浩大的第三黨運動都是範例。

第三種就是這裡強調的是，自下而上，即人民的阻力、社會的阻力。

《人選之人》有金句：「請等待這個社會上追上妳們的那一天」。這句話和以前中國高鐵事故後流行的金句相映成趣：「請放慢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它們的語境當然完全不同，但拋開它們在語境中的含義，它們字面上，正好是對一場「運動過快」的兩種立場。

如果推動社會進步得太快，就會把社會「拋在後面」，讓社會追趕；就會抛下自己的人民，讓人民呼籲「等一等」。到了自己人民跟不上了，運動就會失敗，甚至反而倒退。

我們是要一個走得慢一些，但大家一起走的社會？還是一個車頭跑得快，車尾向後退的社會？我們是要「自己遠遠跑在前頭，讓社會人民慢慢追」？還是要像香港逃犯條例時期另一句金句：「齊上齊落」，「do not split」？

具體到台灣的MeToo運動，如果設立過高的目標有什麼不利呢？我覺得有三點。第一是正確性的問題，一些很好的目標本身就有嚴重爭議。第二是輕重緩急的問題，目標太高，反而忽視了「即便是低目標，也還有很多人沒有達到」，分散了運動的注意力。第三是策略性的問題，目標太高，會引起「保守勢力的反撲」，撕裂社會。

第一，有些目標正確與否，本身即便在學術界也極具爭議，更不要說放在整個社會上。

比如，正如筆者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所論述的，把「主觀感受的冒犯和不舒服，說成性騷擾」。筆者就認為是不對的。有人通過重重理論結構，證明這些冒犯和不舒服，也是和權力及性別有關的，所以也算是性騷擾。但要經過這樣的「學術理論解構」，正好說明，它還遠遠不是一個社會的常識。更不要說放在法律條文的框架下檢視了。正如筆者論述過的，「不能定法外之罪」。

有的理念本身很好，也完全正確，但極端化之後不但不現實，反而有害。

日前，L女士勇敢地說出自己被一個波蘭外交人員性侵的令人心碎的經歷。筆者讀時就熱淚盈眶，心中非常難過。對筆者感觸最大的是：「這個社會這樣養大一個女生，到頭來我連說不要都很禮貌。」

這個女士，深夜一人到男子家中；在被性侵後第二天早上沒穿上衣還到該男子房間，「張口第一句竟然是先道歉」；「拿出手機卻是回朋友訊息：我很平安，沒事沒事沒事。」

有網友問：「究竟是為什麼自己會內建這種機制？我也不懂。」這或許有很多原因，但很可能，進步左派和激進女權的議程也有部分責任。在傳統教導女性要加強防範意識，懂得保護自己，有進步主義者就指責這是「責備受害者」、「要求完美的受害者」的保守思維。傳統教導女生要會說不，但進步主義者推動的「yes means yes」，沒有說不也不意味著同意，或許讓一些女性疏忽在一開始就堅決說不的意識。

我覺得這些理念都是對的，性侵的責任完全在加害者一方。然而，如果極端性地片面強調這些，一說到女生要有警惕意識，女孩子要說不，就火冒三丈，認為違反了這些理念加以批判。這過分依賴「加害方的善意」。我們細究一下，其實兩方面的觀點並不完全矛盾。在事件發生之後，我們當然要完全站在受害者的一方；但是作為「預防性的教育」，我們大可也同時強調女孩子應警覺的一些事，以及女孩子學會堅決說不的必要性。

退一萬步，就算我們真的在台灣建成了這麼一個理想社會，但遇到這些粗暴沒有道德底線的「外國友人」，無辜的女孩子還不免受害。到頭來，法律也沒法還她一個公道。

第二，從輕重緩急而論，我們現階段的目標是應該把先把公認的「較低」的性平標準普及化，而不是推行一個「新的更高的性平標準」。

如筆者上述，把MeToo 的目標定義在「糾正原先被忽視的社會規範上」，即社會原先已有的規範，只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實現，所以我們現在要實現這些正義。

在這次MeToo大潮中，我們一方面發現，MeToo控訴中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帶有「階級性」。控訴者多是記者、作家、知識份子、政壇、女文青網絡，這些都是有相當話語權的群體。相反，來自基層的MeToo，少而又少；說了，也不太會被人聽見。但完全沒有理由認為，佔社會比例更大的基層群體發生性平案件的比例，會被這些群體小。

另一方面，我們發現很多MeToo控訴，都是我們早已認為公認是錯的東西。比如性侵犯、比如強吻、「鹹豬手」等。這意味著，就算這樣的早已被否定的「低標準」，也是MeToo控訴的主流；就算這樣的「低標準」，還遠遠未能實現。

如果把「高標準」定為現階段的目標，那麼只會妨礙我們先把「低標準」實現的能量，把精力放在尚未有條件實現的地方。

台灣對性別平權議題，同性戀婚姻，不再歧視同性戀，社會基本上都接受了。（資料照片／攝影：李智為）

第三，目標太高引致「反撲」，不是運動失敗，就是社會撕裂。

MeToo運動要推動社會範式轉移，本身就是一個艱鉅的任務。任何一場運動，都要爭取盟友，而不是把可能的盟友踢走。太高的目標，太大的打擊面，太苛刻的取消文化，只會把可能的盟友推開，被「反對勢力」拉走。

我在美國生活多年。最近十五年親眼目睹了美國社會如何撕裂、爲何撕裂。美國進步左派推動了很多議程，有的很成功，有的不成功。成功的例子能真正推動整個社會前進。不成功的例子，儘管讓一部分人通過同溫層濾鏡，以爲社會前進了；但跑出同溫層，實際上社會卻撕裂了。很多人士沒法跟得上，有的固然是大面積觸及自己的利益，「動了自己的奶酪」而反抗；有的卻只是觀念一下子還沒有跟上，於是只能用最激烈的方式去反抗。這樣的話，就算口號喊得更響，是社會在前進嗎？其實只是社會分成了兩截。

這裡要說明一下，我們不能對「出於利益」去反對「進步議題」污名化。有人固然是「一己私利」，但並非總是如此。比如，氣候變化的議題，很多傳統能源大批工人失業，大批公司要關門。現在傳統汽車業要轉型，如果電動汽車推動太快，那麼上下配件加油站業務等廣大的產業都會受影響。他們出於自身的利益去反對，合情合理，應該尊重。

至於出於觀念上沒有跟上的反對就更合情合理。比如對性別平權議題，同性戀婚姻，不再歧視同性戀，社會基本上都接受了。但性別平權活動家繼續推動的轉性人議題，諸如男轉女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只要認為自己是女性就可以上女廁所，推動青少年做轉性治療等。這些社會上遠遠沒有達成共識，急推的後果，就是引發社會大規模撕裂，反同性戀的呼聲也重新壯大了。

又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很少人不去同情被歧視對待的黑人，不主張應該給予補償性的平權優惠。然而，後來運動推進到大規模拆卸有悠久歷史傳統的「邦聯標誌物」比如南方人物雕像等，又推行取消文化，和改寫歷史。這樣就引來很多人的焦慮，發起更大的抵制。

這些年來，美國另類右派的聲勢大增，固然有原先自己的社會基礎，但歸根到底，還是進步派推動社會變化，目標設定太高，進程設得太快，而激發出來的社會撕裂。

台灣能刮起這麼大的MeToo風暴，令人刮目相看，充分表明台灣在社會進步上的巨大成就。筆者記得當年香港2017年MeToo時，都是零星個案，網絡上還一片嘲諷。雖然有現在又過去好幾年，意識更進步之故。但現在香港要掀起MeToo，恐怕還更難了。然而，這不意味著台灣沒有反對的勢力，因為僅僅幾年前，台灣保守勢力在公投中還大佔上風。這是風頭太急太猛，現在這些反對勢力尚未來得及集結罷了。

總之，在MeToo大潮火火風風，形勢一片大好之際，我們必須謹慎而行，不能自我感覺太良好。筆者認為，MeToo和一切推動社會進步的運動一樣，最終目的是推動社會前進，而不是撕裂社會。我們一定要前進，但是「要走，不能跑」。為此，我們要知道自己運動的Limit，訂立一個不會高得脫離實際的目標。（待續）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