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筆者討論了台灣MeToo運動應該認識到自己的limit，「要走，不要跑」，不宜設定太高的目標。本篇繼續討論一下，推動者應該遵從什麼原則，以便拉攏更多盟友，減少反對的聲音，推進MeToo運動所代表的社會範式轉移。在筆者看來，MeToo運動是轉型正義的一種，很多有關轉型正義的訴求理論和必須遵從的原則，也都可以套用在MeToo之上。

筆者在本文中要討論的是MeToo運動中的公眾輿論，尤其是MeToo運動的推動者，應該遵從什麼原則。筆者總結了六個原則。

值得說明的是，這篇文章的分析對象不是控訴方，不是被控方，而是公眾輿論和推動者。而且，筆者也預設控訴方的MeToo控訴都是「三真」，真名、真實、真誠的（正如筆者在第三篇《控訴三原則：實名、真實、真誠嚴肅》中已討論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這樣）。那種誣告構陷的控訴，當然要堅決反對的，但它們不在這篇文章所討論的範圍之內。

第一，避免無限上綱，不定「法外之罪」

這點筆者其實已經反覆討論過了。MeToo與完全的法治精神是衝突的，背離的。但為了社會正義，為了改變社會範式，我們「不得不」做出妥協，允許MeToo「有限度地」、「暫時性地」背離法律。

MeToo可以超越法律程序，但不能超越法律實質，超越已經取得共識，訂立契約的社會正義。我們也應為MeToo訂立一條必須堅守的有關法治精神底線；「可暫時容忍法外定罪，但絕不能定法外之罪」。

也就是說，可以「輿論定罪」，但輿論所定的「罪」，必須是法律明確規定的罪，而不是無限上綱，完全超越法律規定的「罪」。

筆者特別討論過了，尤其是不能把主觀感受不能作為輿論定罪的唯一基礎，不能「我覺得被性騷擾，就是被性騷擾」。在主觀感受之外，還必須具備一些法律明確規定的具體行為，才能「輿論定罪」。

這樣才不至於擴大打擊面，動輒得咎，人人自危。

第二，應該符合比例

符合比例的原則是一種法治精神。同樣是非法行為，法律把它們分為不同等級：嚴重的行為懲罰更大，輕微的行為懲罰較小。做錯多少事，造成多大的傷害，就應該受到多少懲罰。這個道理應該很容易理解，因為我們現代社會就一直是這樣運作的。沒有人會認為，偷點小錢就要和殺人兇手一樣，「以死謝罪」。

從這次台灣的MeToo看，各控訴中，加害者所造成的傷害並非是一樣的。當然，受害者的主觀感受很難絕對地衡量，但客觀身體上受的傷害，卻有可以認定的、可以比較的標準。有的侵害是強姦，有的是強姦未遂，有的是強制猥褻，有的是摸手碰胸「豬哥」性騷擾，有的是口舌招尤、有的是追求過度，有的只是很煩人地說「早安晚安」，有的僅僅令對方覺得不舒服，有的甚至只是負責處理的人士處理不當。這些客觀的傷害程度差異極大，有的非常嚴重，有的傷害相對很輕微。

從另一個角度，即「作案」時間和頻密程度看，也差天共地。有的是陳年舊案，有的是「新鮮犯事」；有的是偶爾為之（甚至可以說是一時「情難自控」），有的是「性騷慣犯」。

但現在有趨勢「一視同仁」地痛斥加害者，都是「噁男」，都要一律辭職、封殺、「取消」。這完全違反「符合比例」原則，除了不符合法治精神，也不利於團結大多數，只會把那些本來可以爭取的「輕微加害者」，推到反對陣營。

第三，鼓勵反省道歉

對錯誤展開批判的目標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法治精神更鼓勵「坦白從寬，抗拒從嚴」。MeToo的根本目的，在於移風易俗，實現社會範式轉移。能夠道歉反省的加害者越多，就越容易實現這個目標。當然，這裡不是說加害者不需要受懲罰，而是說，能夠道歉反省的加害者，社會要予以寬大的處理。假設加害者原先已取得了受害者的原諒，那麼我們更加要從寬處理。

假設受害者的控訴是真的（重申一次，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筆者支持這個假設），那麼加害者如果真心認識到錯誤，道歉了，這當然比加害者極力否認的要好。這不但是加害者一個人道歉認錯的問題，更重要是能夠帶動整個社會的轉型正義風氣，推動MeToo目標的實現。

反過來說，如果MeToo沒有遵從這個原則，那麼加害者發現，矢口否認，甚至反控控訴者誣告誹謗，會被公眾認為「沒做過」；道歉「認罪」令反而因為「承認」了就被萬民唾罵。那麼，如果沒有良心發現，他為什麼要道歉？這樣一來，只會讓更多的加害者硬撐到底。台灣MeToo中就有這種令人擔憂的趨勢。

當然，這裡說的「認錯道歉」是指真心的認錯道歉，而不是以「斷片」為理由輕描淡寫，甚至希望「主動報案」玩弄輿論的那種取巧行為。那些行為絕對是錯誤的負面教材。

但同時，我們也要思考，有人做出這種令人不齒的行為，很可能或多或少是因為看到了，「道歉認罪」並不能「坦白從寬」，而採取的利益最大化之舉。

第四，切忌用「清朝的法律審明朝的官」

很多加害者本人並不壞，但在生活的時代，被環境固化了一些雖然是錯的但當時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習慣。這種習慣的養成或可形容為「父權結構」的遺毒，但並非只有男性才是唯一的責任人，不少女性也對這種環境體系負責。在這次MeToo運動中，我們發現很多性平投訴的負責人都是女性，而她們中認為「被摸幾下有什麼大不了」，被約會騷擾「拒絕就是了」的人，並不在少數。因此，與其說「男人們的錯」，還不如說是整個時代的社會積弊。套用老套電視劇的話，多少有點「社會的錯」。

到了新時代，意識進步了，這些以前認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錯事，變得嚴重了。我們完全有理由要求加害者道歉，但同時也要理解到這種時代的侷限。對因此而發生的陳年事件，不宜上綱上線。作為年輕一輩，我們不是要向老一輩宣戰，而是要拉著他們一起進步。

於此相關聯的是，我們不能用現在新確立的規範，去衡量以前的行為。顯而易見，這包括法律條文層面，即後來制定的法律，不能套用在以前發生的事件上。

然而，這個原則同樣包括社會的習俗和法律認可的方式。一個重要的例子是，在「性同意」問題上，現在我們應遵從「Yes means yes」的原則，即明確說了「同意」，才是同意。但在以前（在美國是2010年代中期之前，在台灣可能要到2020年左右），社會都是用「No means no」的原則，即明確說「不同意」，才是不同意。這兩種原則的區別是，當一個被動方（如女生）既沒有表示願意，又沒有表示不願意的時候（這種情況極為普遍），用舊標準就是「同意」，用新標準就是「不同意」。所以，如果有人用「yes means yes」去衡量標準確立前發生的事，這就是用「清朝的法律審明朝的官」。

真心推動MeToo運動，推動社會前進的人士，應儘量克制這些黨派鬥爭和私人恩怨的衝動，理性地回復到MeToo運動的本質。（取自freepik）

第五，不應把MeToo當作黨派鬥爭和私怨的大棒

目前適逢台灣大選在即，於是有的MeToo事件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也有人呼籲「大局為重」去壓下一些事件。比如，一開始綠營出現的MeToo案較多，於是一有藍營的例子，綠營就猛打。另一種情況是，由於不同陣營對進步意識的認同支持不一樣，於是類似的控訴發生在綠營人士身上，後果就變得更嚴重。事實上，我們心知肚明，MeToo所針對的「權力結構中的性騷擾和性侵害」是整個社會不分陣營都普遍存在的。這些因陣營和黨爭而待遇有別的「不公平」都損害了MeToo作為一種推動整個社會前進的運動的意義。更有的MeToo控訴竟被描繪為「政治陰謀」，變成雙方的攻防戰。這更進一步污名化MeToo運動。

同樣地，現在的MeToo還存在一種不好的趨勢，就是把一些和MeToo關係不大甚至完全無關的事，趁著MeToo大潮中，公眾對被控者的反感，算總帳，對被控者全面否定，甚至有點落井下石的意思。比如，某名嘴被爆性騷擾，但媒體和很多輿論場的指責均集中在他「私下抨擊其他名嘴」。其實，無論認為這是名人相輕的惡習也好，是正常的公眾評論也好，甚至批評他故意打擊對手也好，都和MeToo毫不相干，實在沒有拉在一起的理由。又比如，另一位成績顯赫的媒體人主動爆「我做過」後，其「奇葩」操作引發怒火本不足為奇，但現在很多批評指向了其成績全靠誇誇其談四處鑽營得來的，本人毫無真材實料。這種貶低實在有點匪夷所思。還有某位原先專業水平得到認可的編輯，被指控為「性騷慣犯」後，其前工作單位說其「工作專業表現已不符預期，故與其協議離職」，暗示他專業水平低，這也顯然和此前的公眾印象截然相反。借用中國輿論場的術語，這些做法都頗有「夾帶私貨」之嫌。在筆者看來，這些行為都很糟糕，同樣損害了MeToo運動的名聲。

筆者建議，真心推動MeToo運動，推動社會前進的人士，應儘量克制這些黨派鬥爭和私人恩怨的衝動，理性地回復到MeToo運動的本質。

第六，切忌因MeToo就罔顧其他社會正義和價值

筆者在這個系列第一篇已提出，MeToo不是至高無上的，它和很多我們一直支持捍衛的社會價值相衝突。只不過我們為了更大的社會正義，而不得不暫時容忍了MeToo對其他社會價值的損害。第一篇著重討論了MeToo和法律的關係，但也提到和MeToo衝突的還有言論自由、反歧視、隱私權等已被社會廣泛接受的主流價值觀。

這裡沒有篇幅一一詳細討論，只挑「反歧視」舉例說明一下。歧視本質上就是成見（stereotype）。我們知道MeToo是有關權力結構的，表現為權力脅迫下對性的索求。在MeToo論述中往往帶有一種假設，即「有權力必然會脅迫」，通俗地說就是「拒絕會被報復」。但是不是凡是有權力結構關係，又帶有性的意味，就必然帶來脅迫，一定算是MeToo性平事件？這種假設是不是一種「成見」呢？

舉個例子。如果權力優勢方某A，向權力劣勢方某B發出「與性有關的第一次試探」，MeToo主流理論都認為，權力劣勢方無法拒絕，因為害怕拒絕後被報復。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已默認了對方會小心眼地「報復」、「穿小鞋」。然而，如果沒有這個具體的某A的事例和數據作為基礎（比如他此前確實威脅了B，如果拒絕會報復；或者他在其他例子中，被拒絕後真的報復了），嚴格而言，就是一種「成見」，對某A的一種歧視。

一些情況下，比如老師和學生，這種試探是絕對零容忍的（比如老師不能追求自己教的學生）。但在不少情況下並非如此，比如上司和下屬，我們沒有規定上司不能追求下屬。更模糊的情況是，雖有身分高低之分，但並無學習工作上的實質從屬關係，比如受尊敬的前輩向其心儀的某後輩發出「與性有關的第一次試探」，那麼我們是否應該預設後輩「只要拒絕了就一定會遭到前輩的報復」，而把這種第一次的試探邀約視為「權力結構下的MeToo」性平事件呢？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

這裡還要強調的是，MeToo推動者大部分是左派，不能為了MeToo而丟掉了左派一直主張的價值觀。比如，有人被控性騷擾，但很多批判焦點放在他喜歡在臺北獵艷，是個渣男；有被控者說自己支持「情慾流動」，也被批判「有妻子還情慾流動」。

然而左派價值觀並不批判性開放，並不把追求性歡愉視爲一種罪惡，甚至不把婚外性關係視為罪惡。左派價值觀認為：上帝賦予每個人三種不可剝奪的天賦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性自由（sexual freedom），即對性的追求就屬於追求幸福的權利；你情我願的性關係，他人有什麽可非議的？這些年來，左派們一直推動反對歧視性工作者，推動婚外關係除罪化，都是這種理念下的產物。左派們不能為了MeToo更「義正嚴辭」，就把原先的信念和價值觀都置諸腦後。這樣只會被質疑「左派太虛偽」，最終也不利於左派所支持的MeToo運動。

反對「取消文化」

如同近年來美國種種運動一樣，MeToo是否應採取「取消文化」也存在爭議，儘管不如種族問題中的取消文化爭議來得激烈。作為「自由左派」，筆者反對「取消文化」，同樣也反對在MeToo運動中採用「取消文化」。MeToo屬於廣義上的轉型正義，關鍵是要真相，要道歉，要付出代價，而不是報復，不是取消，不是趕盡殺絕。限於篇幅，筆者無法在此系統詳細地論證。但容易看到，筆者上述的六個原則中，至少一半都是反對「取消文化」的重要理據，比如符合比例原則、鼓勵道歉原則、認識時代的侷限等等。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