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念博班時，我在網路與亞歷山大（Alexander Recke）相識，1年後決定結婚。」2015年張權與夫婿在德國美茵茲（Mainz）公證結婚定居當地，外界高興他找到伴侶邁向人生春天，但成長過程對於自我性別認同識清，張權曾經歷漫漫長冬。

從小覺得自己不太一樣

張權是台中人，父親是機械技工，母親任職特教保育員，身為家中獨生子的他舊名「張金權」，名中攀「金」帶「權」，似乎不難看出父母對子女期待。

「我從小比較內向、不陽剛，覺得自己跟其他男生不太一樣，只是說不出哪不一樣。」小學以前，他對表哥身體感覺有性吸引力，國小高年級，確認自己喜歡男生。上學以前，張權很長一段時間跟阿公阿嬤住，「那時家中姑姑、叔叔仍未婚，不知怎的，姑姑的『女範』（長頭髮、做臉、穿裙子、絲襪、高跟鞋等活動）比較吸引我。」

只是20年前的台中「性別平等」觀念貧瘠，讓當時的張權高校生存有點艱難，「國中上廁所時都跑到很遠地方上，不上離教室旁最近的廁所，怕被捉弄，到沒人認識我的地方上廁所才能安心。」日後就讀法律系的他回想，「《兩性平等教育法》（2004年改稱《性別平等教育法》）有規定要教，只是沒罰則，主管機關不注重，學校隨便敷衍。國中三年只有國一有兩課健康教育，一課教男性性器官，一課教女性性器官，簡單打發。」

「沒有人告訴我喜歡同性不是錯的、陰柔氣質是可以的、同性戀、跨性別等各種性別氣質是該被尊重而非被取笑。相反地，一進國中就被分配「男生班」，剪成小平頭，學校只顧用實際行動強化『男生該是什麼樣子』、『女生該是什麼樣子』。」

出櫃的兩難

念文華高中時，班上2名男同志學生出櫃，「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男同志，其中1位立委之子，他們出櫃之後在班上扮裝歌舞嘻笑怒罵、當丑角娛樂大家」，當時張權對同學這種生存方式無法忍受，「為什麼得那樣才能在班級活得自在？ 」他發現班上有2個安靜斯文同學被懷疑是同志都未正面承認，但多年以後彼此在台北同志遊行相認，「高中班上13個男生包含我至少5名同志，比例算高，但為什麼已經2人率先出櫃，卻無法帶動剩下來的人勇敢作為？」

高校生活末期，屏東發生國中學生葉永鋕因陰柔氣質遭同學霸凌，不敢在一般下課時間如廁，一次鐘響上課後遲未回位的他被發現倒臥廁所血泊中，送醫後仍過世，「這事件才讓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開始有形成契機。」

台大時期，張權獨來獨往，並沒參加同志社團，研究所課餘才開始接觸「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熱線活動讓我認識非常多同志、也結識許多性別友善觀念的朋友，我因獲得性別知識，重新用正面態度看待自己，建立自尊自信。」

在張權的定義裡，他認為與其說「男生愛男生的同性戀」，也許「跨性別」對自己更精確，這也是研究所畢業後，他從「當兵」關卡脫身主因。

性別認同不是障礙

對台灣男性而言，「服兵役」是從小到大黏在身上的課題，只是國中體驗過那種剪平頭、對「男生該有男生的樣子」觀念甚為不適的張權，擔心「當兵」會讓惡夢重演加劇。

「2012年我因體位判斷『性心理異常』、『性別認同障礙』准以《兵役法》第2條、第33條免役。」張權解釋，這得從精神醫學認定的「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現已去病化更名「性別不適」，Gender dysphoria）說起。

不只「兩性」平等

「『性傾向』（外求愛慾對象）與『性別認同』（內在自我定位）概念不同：例如某Y男喜歡對象總是男的，這是同性戀性傾向；Y男對自己『作為一名男性』或被『定義為一名男性』沒有不適感，表示他沒有性別認同困擾。反之有性別認同困擾的人，在主流社會下往往產生壓力焦慮、無所適從，這曾經被稱為『性別認同障礙』，現在正名為『性別不適』。」

「主流社會性別只分男女兩種，小時候一直不知如何表達這種不對勁感覺。」張權自承不像某些跨性別者覺得靈魂裝錯身體，真心痛恨天生性器官，甚至欲除之而後快，「我只是對分類感到不適，而這種不對勁的不適感，到了研究所接觸性別資源才逐漸有辦法瞭解並表達。」

過去台灣落實不當的校園性平教育，讓張權不曾跟誰討論自我性別認同，「因為我根本沒有能力說明，不希望之後再出現像我一樣耗費整個青春在困惑、不適與罪惡感中虛度的案例。」

2013年，張權前往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留學，輾轉認識夫婿亞歷山大，2015年德國公證結婚，開始另一段人在異鄉的外籍配偶生活。

撰文：陳怡杰　影像提供：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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