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余英時一向嚴厲批判中共暴政，他認為中共政權的本質是中國歷史上所出現的最大逆流，他稱之為現代化的「光棍」集團。訴諸中國近代史，中共的產生，雖源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救亡圖存之情操，然而在中國現代歷史複雜弔詭的發展路徑下，一則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內在謬誤，再加上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以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奪權的路徑；二則因為在共產革命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逐漸邊緣化，代之而起的是「社會邊緣人的集團」（毛澤東便是其代表人物），使得這場轟轟烈烈的共產革命淪為「搶地，搶糧，搶女人」的「痞子運動」。

毛澤東與洪秀全如出一轍

毛澤東早年在長沙第一師範求學期間，師從岳父楊昌濟學德國哲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曾在書上做了一萬兩千多字批語，其中有莫名而癲狂的一句，近年來常被人引用：「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這原不過是毛澤東懷才不遇的一句牢騷，意即吾乃上乘之才，不幸生得卑下；跟相隔不遠的清末廣西僻壤那位天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如出一轍。余英時從毛澤東的這句話闡發開來：「毛澤東是集多種「邊緣」之大成的一個人：他出身於農村，但早年也沾到城市的邊緣；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識界的邊緣；他最熟悉的東西是中國的舊文史、舊小說，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邊緣；他在政治上最獨到的是傳統的權謀，但又沾到了「共產國際」的邊緣……」當邊緣人佔據中心的位置之後，他永遠不安於位，於是政治鬥爭終其一生不斷。

在早期的造反生涯中，毛一度遵循正統的馬列主義原則，竭力煽動工人運動，那張《毛主席去安源》的著名油畫，即是那段歷史的寫照。但中國尚是一個前現代國家，工業化不足，工人的數量和力量相當有限，無法承擔革命的「領導階級」角色。安源工人運動很快在軍閥的打壓下失敗，毛不得不率領數千殘兵敗將竄入井岡山，成為中國古已有之的「山賊」。歷史的吊詭將毛送回邊緣人的世界，特別是他最熟悉的中國農村的邊緣世界，他的生命本質終於能發揚得淋漓盡致，領導一群暴民一步步席捲天下。這恐怕是連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結果。由此，余英時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國史上，毛澤東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負面；在二十世紀世界史上，他則和希特勒、史達林是一丘之貉。」

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中共政權合法性

毛澤東爲中共政權打上了深刻的個人烙印，中共與毛的同構性，不僅僅是天安門城樓上懸掛毛像那麽簡單。鄧小平等毛澤東的繼任者深知，否定毛就是否定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雖然心中恨毛，但表面上一定要尊毛。而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任何渴望成功的人，無論是「工農兵學商，東南西北中」，都必須「以毛爲師」。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和郭文貴何嘗不是縮小版的毛澤東？這兩人的身份其實可以互換：若郭文貴步入政壇，就是習近平；若習近平縱橫商界，就是郭文貴，他們在本質上並無二致。

首先，郭文貴和習近平都是未受過系統教育的「半文盲」：如果以是否識字爲標凖來衡量，他們當然算不上文盲，他們畢竟還識字；但如果以是否受過完整的中學教育爲標凖來衡量，則他們都是文盲——他們只有初中文化水準（雖然後來習近平得到了清華大學博士學位，但其博士論文是由槍手代勞的，其博士帽也是紙糊的）。所以，用「半文盲」來界定他們是恰如其分的。

當代中國原本就沒有貴族階層，紳士集團早已在土地改革中被消滅。共產黨的高級官僚，若往上追溯其家譜，其父輩或祖父輩，哪一個不是土匪、兵痞、流民？所以，郭文貴以極佳的口才、俊朗的外表、眩目的財富等掩飾其學識之不足，混跡於中國的上層社會亦泰然自若、遊刃有餘。據馬建在視頻中的供述，郭文貴文化程度不高，言談舉止經常用錯成語，詞不達意，寫作能力也比較低，「他的內心應該有很強的自卑感，但又極力掩飾，由於文化水準不高，所以他對公司的經營理念比較混亂」。馬建在供述中還說：「郭文貴追求享樂奢靡生活，從他購買私人飛機，並對飛機進行豪華裝修，他也很注意自身儀錶等方面看，實際上就是圖慕虛榮。」看來，馬建確實是郭文貴的知己。

豆大的字不識一籮筐，習近平更是如此。在外賓雲集的公開演講中，習近平將「寬農」唸成「寬衣」，在民間贏得「寬衣帝」之綽號，可見其文化修養十分有限。當然，此事發生後，習近平不會公開道歉，只會推卸責任——爲他撰寫講稿的秘書因為使用這個並不生僻、卻讓主子丟臉的典故而被逐出南書房。習近平的教育程度遠低於受過正規大學教育的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他極度缺乏自信，在出訪西方各國時，拼命以「報書單」的方式顯示自己手不釋卷、博覽群書，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讓自己成為天下之笑料。那些西方文學經典他不可能一一讀過，若是讀過，他的言談舉止豈會如此粗俗不堪？習本人缺少文化薰陶，一方面欲蓋彌彰地用文化裝點門面，另一方面對有文化的人充滿嫉恨和仇視，所以連西方兒童繪本也不准翻譯出版——既然昔日我在少兒時代沒有書讀，今天的孩子也不准讀來自西方的書籍。

郭習二人是半農民

郭文貴和習近平的第二大共同點是，他們都是「半農民」。所謂「半農民」，意思是他們不是被農村戶口死死限定的、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土裡刨食的農民，而是此前生活在城市，因為個人或家庭在政治運動中挨整，被當局從城市發配到農村，在農村生活過相當一段時間，以後又成功脫離農村、重回城市的「準農民」。以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而論，此類在農村吃過苦、浸淫了農村底層社會弱肉強食生存鐵律的人士，存活和發跡的能力最強。他們往往膽大包天、無法無天，後來在很多領域成為無往不勝的「人上人」。

郭文貴在推特上宣稱：「郭文貴是草根出身，農民出身，不怕死。」其實，郭文貴不是成色十足的農民出身，他的父親算是知識分子，是國安系統的中層幹部，後來因為在反右運動被打成右派，全家被貶斥到農村生活。所以，郭才有過在山東、河南之交的農村生活的體驗——那裡是中國傳統文化沉澱最深厚、自然環境相對惡劣的地區。有意思的是，郭文貴在對外發佈訊息時，常常不用第一人稱「我」，而用「郭文貴」或「文貴」，有江湖上的袍哥特質，又宛如伊拉克前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在講話中「自我引用」那些「薩達姆·侯賽因的名言」。若對此種特殊的表達方式作心理分析，即可發現其內心深處剪不斷、理還亂的極度自卑且極度自戀的情結。

《新京報》對郭文貴的報道雖是「奉旨討伐」，其內容倒也不無真實之處。該報道描述說：在盤古公司多位前高管的眼中，郭文貴具有多面性，既有「人情味很濃」的一面，又會隨時翻臉，威脅恐嚇員工，暴力性侵女員工，是「獨裁者」。一方面，郭「孝敬父母」，「家庭責任感很強」，自稱「虔誠的佛教徒」（據傳，郭逃亡美國之後又皈依基督教，與福建特大走私案遠華案的主角賴昌星被引渡回中國之前，在加拿大宣佈受洗的情節頗為相似）；對待下屬，有時十分和善，會噓寒問暖，還常常以人生導師自居，加之郭文貴外形俊朗，非常健談，「員工們看他都像看神一樣」。

多位受訪者都談到，郭文貴只要在北京中午都會儘量回家陪父母吃飯，在公司和家裡都設有佛堂，每天拜佛。但在其溫文爾雅的表像之下，則是不擇手段、厚黑無形之本質。郭文貴曾經的合作夥伴曲龍評價說：「他喜歡張冠李戴，將這個人的話接到那個人身上；他是一個性格扭曲的人，生活在扭曲當中，是一個心理扭曲的好演員；他沒有老朋友，只有新朋友；就是兩種手段，一種是利益輸送，另一種就是抓住你負面的東西來要脅；求人的時候特別能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給人舔鞋都行，但是一旦得手就翻臉不認人。」這些說法大概並非空穴來風。

與郭文貴相似，習近平也是一名「半農民」。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農民子弟，在陝北帶領一群農民造反，與劉志丹一起創建了延安這個「革命根據地」。後來，習仲勛貴為中共政權的副總理、政治局委員，也仍保持了諸多農民習性。（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習近平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陝西當局整修習仲勛故居，將整個村子裡的居民全部外遷，在人文及自然生態意義上的村子不復存在，僅剩下一所翻修得富麗堂皇的習家大院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習家地位之高遠非郭家可比，在毛時代殘酷的黨內鬥爭中跌落得也比郭家更慘。習家雖未臻於「人亡」之地步，卻也幾乎「家破」——父母被秘密關押多年，子女離散到各地。少年習近平的正規教育被中斷，從紅色貴族淪為受同齡人唾棄的對象。他在年僅十六嵗時即被流放到延安梁家河村，一度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跟史達林時代被發配到西伯利亞農村勞動改造的「敵人的後裔」無甚差別。

粱家河與北京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2004年，貴為省級官員的習近平在一次採訪中說：「我邁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開始是格格不入啊。我剛一去了以後，看到我們這個窯洞在半山上，星星點點的煤油燈，我跟我的同學說，『我說你們感覺有沒有像山頂洞人的感覺？』但是後來我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住了七年。」習近平當然不會對此現實作出深刻的思考：為什麼在號稱「工農是領導階級」的國家，農民的生活如此悲慘？

延安生活造就習近平的世界觀

苦難有可能將庸人鍛造成英雄，也有可能摧毀庸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線，將其形塑爲司湯達《紅與黑》中的「於連式人格」。2015年，已是黨國元首的習近平在「回延安」時對鄉親們說：「我走的時候，我的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這裡。」這句話對應著此前他在接受採訪時的一番表白：「我確實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延安人。我現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觀念，形成的很多的基本特點，也是在延安形成的。」習近平後來訪問美國時停留短短數天所遭遇的「文化震撼」，怎麽能與他在延安七年掙紮在生存綫上的生活經驗相比？延安的農村生活造就了習近平的世界觀，他成為支撐共產黨掌權的最為落後、保守、停滯的西北農民文化的代表，即便他後來長期在福建、浙江和上海這些較為開放的東南沿海地區任職，也不能改變這個已經成形的人格形態。

中共自始至終就是一個流氓痞子集團。郭文貴和習近平，當然還有王立軍、令計劃等人，在爭權奪利時可能是苦大仇深的政敵，但在知識結構、文化素養、道德觀念、思維和語言方式等方面，他們卻如出一轍。他們是毛澤東時代批量生產的「殘次品」，是「縮小版的毛澤東」。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