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格納的叛變已讓普丁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即使不能作為革命的火種,也會讓普丁考慮如何盡速尋求一個有限的俄烏戰爭停火方案。(美聯社)
今年6月份烏克蘭大舉反攻以來,軍事上的戰線雖然沒有結構性的變化,就連澤倫斯基也如此承認。面對烏克蘭首要目標的扎波羅熱(Zaporizhzhia)到克里米亞「陸橋」,經過上半年的時間持續增設戰壕、地雷與混泥土工程,該地已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大面積的防禦工事」。
就在俄烏雙邊陣營在軍事與外交各方面持續膠著之際,事情正在起變化。6月24日,以剽悍著稱的傭兵組織華格納集團(Gruppa Vagnera)揮兵俄國境內的頓河畔羅斯托夫(Rostov-na-Donu),與俄國國防部的檯面下矛盾終於演變為公開破裂。然而,正當華格納進軍莫斯科之際,卻在約150公里處接受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的調停,一場看似瞬間反轉俄羅斯政局與俄烏戰爭的兵變也暫時休止。
打從華格納發兵之初,就註定無法成為紅場的主人,歐洲歷史上的傭兵團體,除了篤信天主教的瑞士傭兵外,少有正面的評價與結局。文藝復興時期曾經縱橫義大利地區的大傭兵團(Great Company)和白色軍團(White Company)就是華格納最好的前鑑。經濟和政治利益更使得雇傭團傾向於避免戰鬥,並通過賄賂來結束戰鬥,它們對於金錢的胃口深不見底,1377年的切賽納(Cesena)大屠殺更讓雇傭軍的惡名遠播,華格納也同樣在烏克蘭境內發動過布查大屠殺(Bucha massacre)。
華格納集團的首腦之一普里戈津(Yevgeniy Viktorovich Prigozhin)之所以停步,不只是他缺少成為凱撒(Julius Caeser)的特質,即使是創始者烏特金(Dmitry Utkin)也無能比擬。廚師出身的普里戈津沒有廣泛的恩澤於俄國政治菁英,也不似凱薩出身高貴家庭和深厚的人文涵養,更重要的是他一切的動機來自於私利,如同歐洲史上曾有的各個傭兵團般聲名狼藉。
普里戈津之所以倉促行動,遠因是來自敘利亞內戰期間與俄國國防部的矛盾,近年的合約糾紛更讓不可一世的普里戈津無法忍讓,直至今年5月甚至更早的時間,俄國國防部長紹伊古(Sergey Shoygu)發出通牒,終使兵變爆發。6月10日,俄國國防部下令所有武裝團體在當月底前與國防部簽署合約,華格納拒絕行事,在有限的時間內若要奮力一擊,普里戈津只能搶先行動。
由於俄國軍隊的整建逐漸上軌道,並且能應對取得西方先進武器和訓練的烏克蘭軍隊,俄國國防部評估不至於再發生類似在2022年9月在哈爾科夫(Kharkivska oblast)的挫敗,普丁也據此決定逐漸減少華格納的任務重要性,具體步驟則從減少彈藥和資源供應開始。對於作為威權統治者的普丁而言,俄國是不容許有其他的權力中心,更何況已經給予華格納豐厚的利益,以及破壞憲法和法律的例外規範,這些法律的破口已嚴重侵害普丁的權力,即使曾是密友也難以忍讓貪得無厭的需求。
進一步理解華格納的符號意義,來自於希特勒精神寄託的音樂家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作為納粹德國的極右思想的集合體,並不具備公民民主的精神,因此他們的武裝集團缺乏跨過盧比孔河(Crossing the Rubicon)所需的公理。即使華格納能一路向北進入莫斯科,也不可能遇到簞食壺漿的百姓,俄國軍政界更不願看到他奪取核彈控制權。對於西方國家而言,同樣不願面對一個非理性且不好預判的對手。
華格納的組成缺乏俄羅斯當代發展所需的理念,既缺乏公民人文精神,也不受到公民社會的認同,其本質就只是歷史上的雇傭軍(Condottiero)。即使能憑藉不法的暴力,一度在伊斯蘭世界和非洲的前現代地區馳騁,但是這種缺乏法理和思想的武裝既沒有理想性,難以受到其他反普丁政治團體的寄望或支持,即使要成為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us)的舊制度領袖,普里戈津是在普丁的庇蔭之下才能有今日成就。
在俄烏戰爭之前,華格納在敘利亞地區有所建樹,在俄烏戰爭期間甚至還逐出西非和中非地區的法軍,幫助俄國在非洲中部恢復影響力,加上在馬里烏波爾(Mariupol)和巴赫穆特(Bákhmut)立下的戰功,使得普利戈津快速膨脹,甚至以為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能和中非共和國總統圖瓦德拉(Faustin-Archange Touadéra)一樣關係熱絡。作為俄國最主要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中國,也不願與他有太多聯繫,近年中國的「一帶一路」在非洲大陸和敘利亞的合作項目,華格納也曾讓海外武警吃足排頭。
普里戈津的自我膨脹也在華格納內部受到非議,對於多數來原先自俄國軍方的中階幹部而言,它們不認為一個廚師能理解和指揮軍事行動,以及俄國的軍事傳統。由於支持他的人員大多來自於新進的亡命之徒,這使得北上莫斯科的行動帶著投機色彩,如同秦末的陳勝吳廣能揭竿起義,但很快的敗亡於內部矛盾。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與普里戈之間不打不相識的關係,意外地成為這次兵變快速平息的原因。2020年白俄羅斯發生反政府運動期間,盧卡申科在普丁的支持下穩住政權,普里戈津則是介入反對派,但是同樣的極右派立場卻意外地拉近與盧卡申科拉近距離,也使得兩人關係的功能性不只於早年的商業合作。
未來在俄國境內的華格納將收編於俄國軍隊,但是其餘者未解編者將化明為暗,成為以白俄羅斯為前線,威嚇波蘭和北約東歐國家的另一股不安定力量。隨著俄國戰爭機器的啟動,正規軍的戰力也逐漸提升,此時的白俄羅斯若成為新華格納的大本營,本質上並未有太大的不同,仍將持續在伊斯蘭世界和非洲為獨裁政權提供勞務,或是進入中國在內的其他威權國家傳授所需的實務經驗。
對於中國在內的其他威權國家而言,此次華格納兵變更映證「黨指揮槍」的重要,甚至情報和其他安全部門也必需「聽黨指揮」。一場漫長且行動自由有限的軍事行動若沒有公民的支持,就只能仰賴民族主義建構的外部壓力,對於有豐沛自然資源,且長年經歷軍事行動的俄國都會萌生裂痕,更何況資源與生產結構仰賴全球化與國際貿易的中國,即使提出「雙循環」作為新發展格局,也得重視此次華格納兵變呈現的課題。
然而,華格納的叛變已讓普丁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即使不能作為革命的火種,也會讓普丁考慮如何盡速尋求一個有限的俄烏戰爭停火方案,這或許是中國樂見的意外收穫,由於中國現行提出的和平方案被迫遷就俄國,經過此事後或許能向烏克蘭的方向靠攏。對中國而言,是一個能公正的協調各方歧見的機會,也是威權政體面對現代化戰爭必修的社會科學學門。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