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30日，以六比三的比數宣判大學甄選入學申請書時以族裔（race）選擇評量尺度的所謂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是違憲的；從今而後，美國大學不能針對不同的族裔使用不同的入學標準。這並不是說審查入學申請書時不能考量族裔因素，但族裔只能是類似運動技能、音樂特長或文藝才華的眾多參考因素之一。雖然這個判決引起泛自由派（包括民主黨與拜登總統）的抨擊，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美國一般大眾卻贊成這個判決。也就是說，大學入學平權措施的公平性因攸關社會階級的流動，在美國社會本來就是眾說紛紜、爭議重重。

上一次大學入學平權措施成為美國最高法院攻防的議題發生在2003年，那一次，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比數宣告大學可以將族裔因素引進入學申請的流程以確保少數族裔在學生群體的比例超越某個臨界值，從而透過多樣性（diversity）豐富學生的受教體驗。但主判官桑德拉·奧康納建議二十五年後再重新審視這個議題，看看經過這段時間社會上民權制度與實務的進步是否會逐漸讓入學平權措施變得多餘沒有必要。這一次最高法院的請願案就是奧康納所建議的第二回合。

過去入學平權措施的爭議原本都集中在非裔與拉丁裔學生如何不公平地占了白人學生的入學名額，但這次的請願案卻巧妙地將焦點轉移成對非裔與拉丁裔學生的偏愛如何造成對另一少數族裔­­­──亞裔──的歧視，大大增加了其訴求的道德說服力。根據統計，一個比百分之九十申請人優秀的亞裔學生進入哈佛的機率低於比百分之四十申請人優秀的非裔學生，也比優於百分之六十申請人的拉丁裔學生與優於百分之八十申請人的白人學生來得低。這些經年累積的大數據清楚地證明哈佛確實對不同族裔的申請者採用了不同的入學錄取標準。

這次最高法院論辯深入核心，探討究竟入學平權措施意圖達到甚麼目的。綜合各家之言有三種可能目的。其一，入學平權措施讓大學學生群體中各族裔的組合儘量反映大學所處的外在世界，讓學生有機會與不同族裔的人交往，以便畢業後能夠與現實世界中各式各樣的人更有效地互動。其二，入學平權措施讓學生上課與生活過程中加入來自不同族裔的聲音和觀點，因而提升其大學教育體驗的多樣性與豐富度。其三，入學平權措施為少數族裔學生在精英大學入學競爭中提供一臂之力，以扭轉弱勢族群向下螺旋、永世不得翻身的社會不公現象。

為了達到第一和第二個目的，大學召募進來的少數族裔學生其實只需有一定的數量，但其數目不見得需與族裔人口比率有正相關。只有第三個目的，追求社會公平，才真正值得和需要訴諸像入學平權措施這樣本身含有差別待遇意味的激進作法。如今，最高法院認為入學平權措施矯枉過正，判為違憲，精英大學的入學政策將如何因應呢？

其實不少知名大學早就不在入學申請審查時採取平權措施，如加州理工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密西根大學系統、加州大學系統等。它們大致上都改採所謂階級導向（class-based）的入學申請審核政策，以追求原來族裔導向（race-based）政策意欲達成的社會公平。階級導向政策只看申請學生的社經狀態如家庭收入、居住社區品質、學校教育資源、家人與自身健康狀態等，然後提供社經地位弱勢的學生特別的優待。這樣的政策確實較能落實扶貧濟弱的社會正義，也大幅降低族裔導向政策最為人詬病的「奈及利亞王子」現象：來自非洲的貴族家庭移民美國，他們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卻與黑奴後代、飽經社會不公家庭的小孩一樣享有入學平權措施給與的優惠。

但是，密西根大學系統和加州大學系統幾十年的經驗顯示，階級導向政策下少數裔學生的占比會比族裔導向政策下降低。譬如說，密西根大學黑人學生占比從2006年的7% 降為2022年的4.1%，美國原住民學生占比同時間從1% 降為0.1%。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有二。第一，因為社經弱勢的白人家庭總數遠大於社經弱勢的非裔與拉丁裔家庭總數，所以階級導向政策讓後者遭遇到許多於族裔導向政策下並不存在的新競爭。第二，由於預算限制，大學在階級導向政策下所能招募的社經弱勢學生數會顯著低於在族裔導向政策下所能招募的少數族裔學生數，因為前者大都需要財政補助，但後者可能只有一部份需要。

一旦大學入學審查完全無視膚色（color-blind），最大的贏家必然是亞裔學生。加州理工學院亞裔學生占比高達44%就是預告這種現象的力證。他們不但會搶下非裔與拉丁裔的位置，也可能擠掉白人學生的份額。亞裔占全美人口比例不到8%，但當有一天在哈佛與史丹福學生群體中卻超過40%時，這一次最高法院判決投贊成票的六位保守派大法官恐將會大興「嫦娥應悔偷靈藥」之嘆吧？

※作者為清華大學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