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20日，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審查《外役監條例修正草案》，備詢的是時任法務部長馬英九。馬英九在會中表示，以前申請外役監是以「罪名」作為篩選標準，但這作法並不合理，因為就算是刑法上的假釋，也是不論任何犯罪都可以假釋；當罪犯有悛悔實據並服滿一年刑期，可以假釋卻不能到外役監，實在說不過去，因此修法改以「刑期」而非「罪名」來規範；未來即使受刑人刑期在3年以上，只要他累進處遇達第二級以上者，為有利受刑人往後順復歸社會，就應該准許他申請外役監。

法務部的這項提議受到當時列席的朝野立委姚嘉文、顏錦福、李慶雄、程建人等人一致贊成，整場會議沒有任何人質疑這是為重罪者另開巧門。在當次的《外役監條例草案》審查裡，也樹立一個以「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以及用「以刑期而非罪名」作為遴選外役監的受刑人的原則，這已成為此條例迄今最重要的立法精神。

30年後，有一位到現在仍不確定是否投入總統大選的「準總統參選人」突然在臉書上發文質疑，一位犯下殺警命案的受刑人易寶宏被放到外役監。他怒斥：「警察白死了，政府都在打假球，我們還不憤怒嗎？」由於正值總統大選，加上幾天後有一場所謂的「公平正義大遊行」，此事立刻捲起千堆雪。30年前那位開明溫暖的部長所培養出的子弟兵，開始到處獵巫放寬外役監資格的立委；執政黨主席如臨大敵，要求重刑犯要確實服完刑期；朝野更是互相指控對方是「縱放殺警凶嫌的元兇」，還要緊急修法收緊外役監資格。好像只要關起這道幫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的大門，讓「壞人」一路關到黑，甚至關到死，台灣就不再有殺警案，治安也就得救了。

這樣的想法既非事實，也太過天真，完全不是這套外役監制度與此件殺警案的全貌。

外役監在台灣不是新玩意，它其實已經施行超過一甲子，是一種較為開放、低度戒護的監獄類型，最大的目的是要給快要離開監獄的「長刑期受刑人」一個過渡的適應階段，讓他們離開監獄後可以復歸社會。所以，很多人說重罪者不應該到外役監，這說法與設置外役監的目的其實並不相符。也因為外役監低度管理，為避免受刑人脫逃衍生不必要的治安問題，所以會排除若干特定受刑人的適用，諸如毒品、累犯、性侵害及家暴等等，但受刑人的刑度與重刑與否，不該是遴選適用外役監制度的絕對標準。

歷年來外役監制度的重要修正都環繞在第4條，有關什麼樣的人適用或排除外役監資格問題上。外役監的確可能因為其低度戒護導致受刑人逃脫，衍生了額外的治安問題；也可能因為設了太多關卡，導致真心悔悟想要回歸社會的受刑人不得其門而入。但外役監制度既以「教化」、「更生保護」，以及降低犯罪再犯率為目標，就不該因少數人逃脫或懲罰重罪者而因噎廢食。

回到引發此次爭議的薛貞國命案，雖然有人稱之為「殺警案」，但其實並不真確。因為，這件發生在2014年台北信義區夜店的聚眾鬥毆事件裡，警員薛貞國並非因執行公務被殺，而是捲入群毆事件而喪命。當時，休假中的薛貞國受朋友之託，趕往夜店想擺平現場的滋擾事件。帶著濃烈酒意的薛貞國來到現場後一度氣勢凌人，想要調停卻把事情越鬧越大，現場歷經數波衝突後陷入亂集團；直到薛警打不過，開始大喊他是警察，但已經沒有人注意到，導致他最後傷重不治。

此事最後共有66名被告，最後有將近一半的人以「共同犯聚眾鬥毆致人於死助勢罪」遭判數個月的有期徒刑，其他人多依「共同犯聚眾鬥毆致人於死」遭判7到13年的有期徒刑，易寶宏則因「朝薛貞國旁丟擲紅絨柱而參與攻擊」而遭判9年。請注意，這其中有「聚眾鬥毆」，有「傷害致人於死罪」，但是沒有任何刑法第135條的「妨害公務罪」的適用，也就是法院並不認為這是一件「殺警命案」。上述情節，早已經載於高等法院判決書。

這是一件被政客捏造出來的「殺警案」，他們利用民眾的資訊不對等，將外役監形塑成一個犯罪者爽爽過的地方，用以炒作一般人的相對剝奪感，進行政治動員。回望30年前馬英九與朝野立委認真地討論如何達到外役監制度的教化功能，再看到如今有所謂的法學博士一味地主張用重刑、極刑扭曲台灣獄政、簡化人權議題，誰說現在的台灣比30年前更進步、更文明？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