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公、私部門吹哨者因缺乏法律保障權益，常見揭弊後遭霸凌報復或懲處免職，頗有四面楚歌的悲涼之感。惟另一方面，揭弊者勇於對其所屬機關部門吹哨，樹立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正面形象，散發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高氣息，卻也常收穫普羅大眾對其讚賞的眼光，而往往被視為正義化身。

然而，所謂的「正義」（justice），儘管直至目前為止，仍未有人得指出具體定義或形塑其內涵，惟若參考古希臘人的見解，如柏拉圖於其鉅著《理想國》即闡明，正義是最大的美德，而美德被認為是「善」在道德上所體現出的特質，故美德即作為一般道德基礎。反面而言，個人如喪失美好或優良的品德、情操與行為，即應視為其並未滿足正義的要求。

承上所述，倘若揭弊者一方面自詡為當代社會中行使正義的領頭羊，另一方面自身私德卻存有諸多可議之處，如與已婚女性發生外遇等情事，是否仍符合群眾對於正義的想像顯有疑慮。對此，儘管2020年大法官作出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解釋，變更釋字第554號解釋見解並認為通姦罪違憲，同時立法者基於本號解釋意旨，刪除《刑法》第239條與《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規定，故通姦罪已正式除罪，惟侵害配偶權部分，仍得透過《民法》向其請求損害賠償與慰撫金，然關於揭弊者的外遇部分，除具備民事不法外，該行為對客觀第三人而言，並不會因為刑事除罪化而有不同的價值判斷，仍會認為非屬所謂地優良品德，從而未滿足上述正義的要求。

尤有甚者，倘若揭弊者刻意低賣某特定股權並獨厚單一買家，導致交易價格被低估，同時於離職後更蓄意利用腐蝕性液體，清除公司配發的筆記型電腦中資料始交還。揭弊者上述種種行為明顯違反工作時應遵守之職場道德規範，甚至涉嫌違背法令，個人私德實應受到全面檢驗並被質疑，其所高舉的正義大纛的正當性早已折戟沉沙，同時所營造的正面形象亦全盤崩壞，不復以往意氣風發地立於道德制高點上，已無法對所有民眾發動正義召喚。因為揭弊者實際上連一般道德規範都未能滿足，遑論更高位階的正義。

最後，值得省思的是，一般揭弊者揭弊後，通常會選擇低調以對，對外要求保密其身分，其所揭露的事件固然應仔細查核，以期勿枉勿縱。但倘若揭弊者公開於媒體面前揭弊，列舉共同揭弊者名單，同時要求主管機關對其進行保護，實際上已經對於所揭露的對象造成實質上的損害，惟事後若發現這些共同揭弊者彼此間，可能私德上均大有問題，未如過往其所形塑的正義圖像，導致其所揭弊內容與目的啟人疑竇。然而這些後見之明卻已無法彌補，揭弊時造成的公司商譽受損與股價下跌，進而對公司治理形成不良影響。故釜底抽薪之計，應重新檢視揭弊者保護制度的設計，避免保護制度偏離原本希望發現真相的初衷，防止公司被迫承受不當揭弊的負擔，蓋事前未善盡查證之責，事後再力圖回復公司聲譽，無疑是緣木求魚且緩不濟急。

※作者為博睿法律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