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0餘年學術生涯中研究了人類學、法學、社會學、科學、政治學等諸多領域的法國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聚焦生態危機。但他認為所謂的跨領域「完全沒有道理」，並自稱是一個完全的專才（complete specialist），「我自從20幾歲開始就一直追尋著同一個問題，就是真理的製造。」

拉圖於1947年生於法國伯恩（Beaune），最初接受的是哲學訓練。後於非洲服役時對人類學產生興趣，曾在象牙海岸進行田野研究。1979年合著的《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便是以人類學方法研究科學工作的重要作品。

拉圖於80年代初期共同發展並奠定了在社會學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這個進路將人與非人的所有因子視為組構社會環境的網絡一分子，比在90年代末期開始流行的「物聯網」（IoT）概念早了十餘年。

在1991年的著作《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中，拉圖質疑了現代性中區辨自然與社會、人類與物件的清晰分界從未存在過。因此現代性的概念需要被「重置」（reset）。2016年以藝術展覽及逾500頁合輯呈現的《重置現代性》（Reset Modernity!）便試圖在生態危機的挑戰下，為讀者與觀展者作好面對當代環境的更好準備。

藝術的力量不亞於科學

在18日於台北市立美術館演說中，拉圖分享了他在德國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ZKM）策畫三場展覽的經驗。他認為展覽不僅是思想的展示與移轉，更透過將事物公共化，建立了可以討論公眾議題的政治性場域。這種藝術家們想像思考的聚集，也是唯有展覽能夠提供的經驗。

拉圖肯定藝術「是很有力量的」。透過電影、詩作等途徑，藝術也為人類打造了感知所處環境的工具，「所以藝術與科學沒有很大的差別，他們的工具與技巧是一樣的。尤其在現今生態危機中，我們需要科學的工具，也需要藝術的工具...藝術與科學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在不同領域尋問真值條件的多重性

拉圖在專訪中表示，研究觸及法學、工程學、政治學並跨足藝術界的他常被人們描述為通才，但「我個人是一個完全的專才」。他描述，「我只專注於一件事...我持續將這個問題帶到不同的領域，但一直是同一個問題。」
 

拉圖的關注核心在於真理的製造，以及真值條件（truth conditions）的多重性。真值條件概指一個命題是否為真的條件，「有很多真理，這是如何可能的？」

拉圖從有著經典、真值條件較為明確的宗教開始，然後是科學、工程學與法律。他解釋，各領域建立真理的方式都不一樣，「我算出了14種為真的方式。」例如兩人可能在法律上被認定為親屬，但並非生理親屬，「兩者評斷什麼為真的標準是不同的。」

評斷「政治上的真」的能力

其中政治的真假是最難判定的。「人們說政客總是說謊，但並非如此。」拉圖解釋，人們對要求政治資訊透明、忠誠，但這在代表制度中是不可能的。大眾紛雜的看法不可能在不經轉化、翻譯、修改的情況下由一個人傳遞出來，「所以就定義上來說，政治上的聲音都是經過調整的。」

「但是，在歐洲我們越來越失去在政治的真值條件上評斷政治的真的能力。」拉圖說，「當代的悲劇是我們好像只用一套真值條件去評斷所有的真實與否。這是我們必須再發展的技巧，也是我一路走來研究的主題。」

秉持專業　跟隨研究主題前行

回應當代工作環境越趨專業化、且講求跨領域的現象，拉圖表示，「在我45年的經驗中，每次人們講到跨領域，都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拉圖認為，不應混淆了研究主題與專業領域這兩個概念。

他以發展了蓋亞理論的英國化學家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為例，「他一開始問的是一個化學問題，就是大氣中的氧比例為什麼會這麼高？....生物學家告訴他，這是植物製造的。所以為了解答他的化學問題，他必須研究植物。這不叫跨領域，而是在你的領域中跟隨著你研究的主題前進。」

拉圖表示，問題並不在專業化，而在於人們沒有作出連結，「我想你得要同時保持專業化與開放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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