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文化影響深，應該是中日韓台港都多少分享的共通點。每年在香港公開試名列前茅的贏家，亦依古風稱為「狀元」。媒體每年訪問他們，想知道他們怎麼看當年的香港社會現狀。

在每一代考生的世界，這都是荒謬的一天。一眾狀元對世界的意見突然被重視，這也合乎科舉文化的想像，他們是社會棟樑了，所以也理應對社會有一些想法。

然而發言權只有一日。在他們進入大學之後，沒人會在乎他們的意見。他們也將被告知，學生本份是讀書，不要做一些太出格的事情，社會的事還是聽社會人士講。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每一屆公開試贏家們在那一天都要接受額外檢驗，好像是對社會的義務，要完成合乎「考試贏家 =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知識分子」印象的閉環。

在當下社會狀態，他們也相當難。如果狀元說一些支持現狀的客套話，將會被外界批評過早靠攏權力，不合乎成年人對學生的純潔期望。如果他表現出很強的現實批判性，則會被親建制的聲音批判甚至狙擊，飽受不必要注視。

考試是殘酷的，最終要有輸家，但是進了大學那一批人，也直面大學教育無助提高薪資的困境。每個已發展社會，都是一個大富翁遊戲，越遲進場越沒機會贏，世代間的差距，已經不是區區學歷能夠彌補。或者說，應付這險惡時代所需要的成長和經歷，是僅僅幾年大學無法完全提供。

更多時候決勝負的，不是你有多努力，而是家族能力有多少，有多少能夠繼承給下一代。買房尤其如此，幾乎都要家人幫。人脈亦然。大部份人畢業後面對的世界，就是如此簡單粗暴直接，在中小學階段，世界不斷告訴你，只要讀書厲害，爬過這個公開試，之後就會好得多，人生好像會打開一個新世界。

贏家的勝利幻覺、那「放榜」時的記者訪問，如果不幸，可能會令學生產生自己已經獲救甚至成功的錯覺。贏家在長期的順利中，可能陷入另一種平庸，最後身心在學院中被長期調校，導致現實感出了問題。

最後那種理想與現實碰撞而產生的失調，或遲或早還是會出現。當我們以為自己已經不錯的時候，下一秒可能會發現，自己覺得很大的成長，放在真實世界根本算不了甚麼。

科舉的文化、學歷的崇拜、大學的增多，讓這比賽太過像真，大家都分享到希望。衝線者亦確實做好本份，戰敗了同輩，於公開試證明了自己，說是勝者確實不為過，但最後也是煙消雲散。當初弄得越真，每一代青年「下鄉」面對現實時的震撼和沮喪就越大。

大部份人都會變得現實，在某些罕見情況下，一些人會在成長過程中獲得過度自信，繼而在碰撞現實時感到極大的相對剝奪感。

「居住正義」受訪者拋出「大安區一坪200萬買不起房」論，引來很多網民批評他將居住正義和「年輕人要輕鬆買大安區」混為一談，但追本尋源，我們總是在期望最高的時候找到最大失望的。

人在不同社會中，自小能聽到各種童話。有些是長輩為你好的白色謊言，有些是成年人存心哄騙，也有環境施加的社教化。「只要你努力，未來一定會好」，每一代人成長求學時都聽過，如果不相信一點，恐怕撐不下去（除卻天生對讀書有興趣和天份的少數）。但如果有人過度相信，他們到頭來會發現原來未來一點也不好，就會更加失望，認知失調。

從小到大他們在學校裡都勝利，自問做足本份，但對外面的世界，這可能不足夠，看情況有多壞。這是成年人自身都感到十分尷尬、不知如何傳達的東西。最後當然是放任各自領悟。

大部份人入社會，心態會在重新調整後變得中庸。學校在此意義下十分神奇，它令一些學生過度自卑，另一些學生過度自信。它是成長的場所，也是成長的阻礙。就算是遊戲的勝者，出去之後也可能面臨很大不適。畢竟它要求年輕人在科舉力爭上遊，最後又要求新鮮人易筋洗髓從頭再來。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