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花蓮吉安鄉發生一起「改進會案」，是目前已知規模最大的原住民政治案件，共有34人被捕，都是阿眉族（現稱阿美族，為保留歷史感，以下皆依當時檔案稱阿眉族）。發起人吳清水受過日本特戰訓練，號召族人發揮「日本精神」保衛鄉土，獲得熱烈迴響。此事驚動軍警特機關，在迅速處置後迅速落幕，從此深埋歷史，真相成謎。

高砂戰士　發起成立改進會

吳清水（日名中野清次），1914年頃生，吉安鄉公所會計主任。據偵訊筆錄，他1943年入伍，在新竹受特種部隊訓練6個月，內容是「先訓練情報工作，後訓練破壞工作」（調查局以「特工」稱之），負責人為川島少佐。受訓者都是高山族，為數200名。結訓後開赴南方戰場，編入游擊隊。他們先去菲律賓，後到「哈馬黑拉島」（印尼摩鹿加群島的主導，設有日本海軍基地）200人多數陣亡，戰後回國者僅58人。

從吳清水的陳述，和台籍日本兵的資料參研得知，吳清水等人係加入「高砂族陸軍特別志願兵」，在湖口基地受特戰訓練，長官為川島威伸（隸屬日本軍特務機關「南機關」）。他們1944年5月從高雄啟程，7月抵摩鹿加，編入「輝第二游擊隊」，不久在摩羅泰戰役與美軍交戰，日軍敗北。1945年終戰，約660名日軍向盟軍投降，包括吳清水等58人，卻不包括李光輝（族名史尼育晤，日名中村輝夫）——他是台東阿眉族，隱匿叢林30年，直到1974年才被發現遣返台灣，成為全球最後一位大日本帝國軍人，可惜回台不到5年即病逝。

這一點，對理解「改進會」非常重要。吳清水與李光輝這對「同期之櫻」，雖然境遇不同，但心中的「大和魂」並不隨日本帝國之亡而亡，而是繼續提供精神力量。1949年9月24日，吳在第一次籌備會上強調：「我等成立此次改進會者，需要各同志團結，勿忘吾人在日治時代同嚐共生共死、同甘同苦之精神。」這「共生共死、同甘同苦」已標出改進會的剛性性格。

請注意，上文「日治時代」是從檔案據實抄錄，說明它不是晚近才有，而是戰後不久便流行的名詞。1950年代國民黨基於大中國意識形態，不認「日本統治」，只認「日本佔據」，遂出現自欺欺人的「日據時代」一詞，並強令通用半世紀之久。

召喚武魂　徹底制裁壓迫者

9月25日，吳清水更具體宣示：成立改進會是要「徹底制裁凡以不正當行為壓迫我鄉民之人，是時我等需要發揮日本精神應付。對我團體無論如何要守秘密。倘有事故發生，須以回章傳達（按，類似進行連署）；是時要一致開始應付，乃吾人義務也。」這段更凸顯改進會不是一般團體，而是類軍事性和準戰鬥性的組織，注入「大和」與「高砂」兩種勇武型血液。

這兩天籌備會，各有6人、5人參加，人數很少。不知為何消息走漏，一位編號「A110」的調查局花蓮調查站通訊員，也是阿眉族，很快向該站密報。該站上報台灣省調查處，該處憑特務的反射性思考，將改進會解讀為「宣揚日寇精神，號召山地同胞團結反抗政府」的「偽組織」（其他檔案或稱反動組織，或稱反動團體，顯示調查局對該會難以定調），「本處認為戒嚴期間，民間不容有此項非法組織之存在；且山地同胞智識不足，久必越出活動範圍，而被匪黨利用。乃轉飭該站酌情會同當地治安機關予以撲滅。」

為了「撲滅」改進會，花蓮調查站著手布置行動，「一方面到縣政府軍事科抄錄在鄉軍人名冊以資偵討，一方面到各鄉發展退伍軍人通訊員」，結果找到一位「對政府信仰很大並任黨部執行委員」的顏精加，說服他打入改進會。顏也是吉安鄉阿眉族，二二八時當仁里村長，曾為被捕的省參議員馬有岳請命。他和花蓮站密切配合，打入組織後，「每日秘密連絡檢討其發展情形及研探其究竟」，最後臨時獲悉11月21日晚，改進會全員開會，迅即電告花蓮站。

花蓮站獲報，立刻連絡軍憲警單位，包括東部防守司令部20人、憲兵隊10人、花蓮縣警察局10人，以突擊檢查戶口為名，浩浩蕩蕩前往抓人，現場扣押17人；另有17人先行離開，尋亦按名冊全數逮捕。34人連夜送往警局關押。檔案並未明指哪個「警局」，研判應是花蓮警察局吉安分局。

李光輝被發現，國內外媒體大幅報導。《中央日報》為此畫了一張手繪地圖，標示李被發現的摩祿泰島（即摩羅泰島）（中央日報1975年1月9日3版／作者提供）。

疲勞偵訊　從輕處分三批釋放

隔天，11月22日開始，以東部防守司令部（劉南賓代表出席）為主審單位，包括花蓮憲兵隊（林叟）、花蓮警察局（張光亮）、保密局、警備司令部（謝膺毅）、台灣省防衛司令部（嚴滋）、花蓮調查站（牟正之）、花蓮刑警隊（張世極）、花蓮參議員林永梁，組成大陣仗的審訊團，對改進會成員一一盤問。筆者研判應無肉體刑求，但調查局說「為台灣情形，特殊運用引誘、疲勞」兩種審訊技術。疲勞即「疲勞偵訊」，屬精神刑求，比肉體刑求更猛，任你鋼鐵人也吃不消，而調查局最擅此道。

這是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工」的交鋒。調查局指出，審訊期間「警察局失掉保密之效，犯人得自由傳（串）供」，串供了什麼？該局語焉不詳，引人遐想。不知是串供發揮效果，還是改進會本就「無蝦米」，審訊團最後決定放人。花蓮站主任葉秀霖稱：「本案主犯吳清水雖已供認秘密結社，圖謀不軌，但無反叛政府之犯罪行為；而山地同胞知識幼稚，水準低落，故提供建議防守司令部予從輕處分。」

釋放過程充滿儀式感：除基本的具保切結手續，並由防守司令部、防衛司令部、縣參議會各派代表，加上吉安鄉長謝琳淼進行「感化訓話」，「勗勉渠等痛改前非，效忠黨國」；隨後吳清水領導全員宣讀誓詞，然後34名阿眉族分3批釋放，分別是：

第一批釋放（11月23日）：徐天德、林正一、吳勝連、顏仁德、陳永蓮、吳秀良、鄭有福、張正雄、張清發、高建進、林宗義、鄭添雄、郭正光、黃順建、高清榮。

第二批釋放（11月25日）：陳文成、陳東波、賴金仙、傅金山、楊德榮、謝福傳、孫德明。

第三批釋放（11月27日）：吳清水、高武達、謝高輝、高永清、林建一、陳正雄、林義雄、森田、徐坤維、鄭新田、曾德成、顏精加。

運動健將　徐天德也是領導人

這34人坐牢2至6天不等，既以政治因素被囚，當然算政治案件和政治犯。然而促轉會的「政治案件當事人資料彙整清單」都未列入（其中吳清水、陳正雄、張正雄、楊德榮，在該清單有同名同姓者不算），成為白色恐怖統計的一筆黑數。此外他們原名不詳，僅留漢名（甚至有陳文成、林義雄、林宗義等「大名」），這使追蹤考證變得困難。搜尋網路資料，僅知林正一後往警界服務、謝福傳後任吉安鄉民代表、賴金仙後任長老教會長老等。至於靈魂人物吳清水，之後查無此人。

特別一提的是徐天德，他和吳清水同為改進會的領袖；而且，假設同時、同鄉、同族沒有第二個徐天德的話，他就是那個赫赫有名的運動健將：1946年第一屆台灣省運男子百米奪金；1948年上海全運男子百米第一名（11秒1，同時是開幕典禮台灣隊的掌旗官）；1949年10月（被捕前一個月）台灣省運刷新男子百米紀錄（11秒1）；1950年省運再度刷新紀錄（10秒9），同時男子跳遠也刷新省運紀錄（6米71）；1953年省運男子棒球獲頒「打擊獎」等。須知當年跑道以煤渣鋪設，與現今PU或合成橡膠跑道，摩擦力差很大，徐天德能跑出10秒9殊為難得（現全國紀錄為10秒11）。這項紀錄一直到1974年台灣區運開辦都沒人打破。

「改進會案」今日罕有人知，當時卻是新聞。1949年11月28日某報（檔案未載報名，研判應是《台灣更生報》，為《更生日報》前身，創辦人即謝膺毅）第一版斗大標題：〈防守司令部破獲 秘密組織改進會 卅四名阿眉同胞秘密集會被捕 當局體念青年無知已准予保釋〉，最後一句提到「全案已經司令部報請上級機關備查」。上級機關是台灣省防衛司令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分別為孫立人和陳誠；不只這樣，本案還做成專報上呈蔣介石。檔案未載蔣的反應，陳誠代電內政部獎勵相關人員。隔年花蓮調查站主任葉芳霖、副主任鄭銘新獲頒獎狀，秘書牟正之晉二級，出力人員（包括生活困難的顏精加）獲頒獎金500元。

1948年徐天德赴上海參加第7屆「全國運動會」，男子百米跑出11秒1，獲得第一名（中央日報1948年5月8日4版／作者提供）。

謎樣組織　回應外部重大危機

至於孫立人，真正興趣不在改進會，而是58名受過日本特工訓練、打過叢林游擊戰的高山族，這批精銳戰士，「可以運用增加我方戡亂力量」（調查局語）。其中吳清水記得平野正男、北村利男、岡田耕治、田原義伸等49人的名字，只要和台籍日本兵的戶籍資料比對，很快就能召集。為此，吳清水和徐天德12月被請到台北上海路，面晤防衛司令孫立人洽商訓練事宜。這是檔案關於吳清水的最後一筆資料，筆者樂於想像他和吳振武一樣，成為一名軍官。至於徐天德，之後進入鐵路界服務。

「改進會案」終於有驚無險落幕。同樣受「反動團體」、「圖謀不軌」的指控，西部漢人要軍法審判、坐牢多年；同樣是「無反叛政府之犯罪行為」，西部漢人必須交付感化。和他們的受難曲相比，改進會只是驚魂記。然而這麼大規模的案件，只留下一份80頁不到的調查局檔案，除吳清水外，其餘33人筆錄全佚，僅存姓名，這使改進會成為謎一樣的存在。

光就最基本問題：為什麼取這個名稱？「改進」什麼？名稱和宗旨為何完全不搭？就令人困惑。筆者認為有兩種可能：一者阿眉族還在摸索中文；二者更可能是障眼法，讓外界產生「必要的誤解」，以為這是一個勵志性、成長性的社團。如果這樣，不愧是特工。

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有這個組織？從「徹底制裁凡以不正當行為壓迫我鄉民之人」的宗旨來看，這是很典型的、為了「回應外部危機」（不論已發生或將發生）而設的組織；並且從「徹底制裁」、「共生共死」、「同甘同苦」、「發揮日本精神」、「保守秘密」、「一致行動」，以及籌備不到兩個月，成員迅速增加6倍等等來看，這是高規格的回應，顯示外部危機非同小可。那麼1949年9月，阿眉族到底面臨什麼危機？

筆者認為也有兩種可能：一是平地漢人的壓迫。但漢人壓迫多半是個別性和漸進式的，似乎還不到成立一個「類軍事性」和「準戰鬥性」組織來回應的地步。更可能的情況，要宏觀時代面來看：1949年國民黨連連戰敗，台灣局勢動盪（直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才轉危為穩），人心浮動不安，許多人擔心會被「阿共仔」統治。這種憂慮就是中共在台地下組織「省工委」得以壯大的重要因素。

超前部署　團結族人捍衛家園

須知省工委的黨員和群眾，並不完全憧憬中共或社會主義；事實上，有相當比例是因為「恐懼」，害怕在改朝換代前夕沒有押對寶、選對邊，日後將被沒收財產土地、遭到清算鬥爭。省工委為了迎接共軍「解放」，在中共上海局的錯誤指示下，被迫浮濫發展組織。為此，許多人利用恐懼編造話術，或利用話術煽動恐懼，以吸收對社會主義不置可否的黨員群眾。這是省工委的一頁暗史，卻反映當時許多台灣人的OS：我要選哪邊站？

然而阿眉族，甚至原住民族不然。原住民本來就不大選邊站，因此二二八平地漢人打打殺殺，他們大都維持中立。一直到戒嚴年代國民黨利用種種鎮壓、監控、攏絡、收買手段徹底「馴化」後，原住民才明顯倒向國民黨這邊。然而1949年的情況並非如此，面對台灣詭譎的形勢和迫切的危機，花蓮吉安鄉的阿眉族既不選邊，也不逃避；他們選擇「超前部署」，召喚大和魂及高砂魂，成立改進會「備戰」。若是有人在動亂之際趁火打劫，或日後中共進犯後山，導致族人受到迫害，他們將採取「徹底制裁」的秘密行動。直言之，他們要為族人的安危再度出征。

這不是過度推論。事實上，這場動盪情勢不只東部阿眉族有感，連西部的泰雅族和鄒族都被捲入，導致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等菁英罹難；而他們願意和省工委蔡孝乾、簡吉等人接觸，即出於風險考量，在「改朝換代」（當時很可能發生）之前先不得罪任何一方。同是為族人命運著想，西部菁英「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接觸共黨而被誣為叛亂；東部菁英沒有紅色外緣，不必左顧右瞻，得以發展出最普世的「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的應變策略。

這是那個動盪的時代，阿眉族所做的果斷選擇。用現今能理解的名詞，就是「民防」，阿眉族戰士版的民防，能轉成地下戰和游擊戰的民防。他們捍衛家園即知即行，展現高山大海的決心。和時下許多政客、名嘴、媒體積極附和中共、唱衰台灣、打擊軍心士氣，推動認知作戰相比，這些阿眉族毋寧更是原汁原味、頂天立地的台灣人，值得那些媚共之流好好學習學習，改進改進。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