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日，是余英時先生逝世兩周年。

余英時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兩年了。他走後留下的空白，無人可以填補。

余英時先生是享譽全球的史學家，也是當代極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份子；而尤其讓我們感念的，是余英時先生對中國大陸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深切關懷，對中國大陸自由派學者和流亡人士的深切關懷。

在大陸學人中，我是和余先生相識較早的。1987年我來到美國哈佛讀博。這一年的10月18日，《聯合報》駐美記者張作錦與孟玄兩位先生，開車帶著我和哈佛同學丁學良到普林斯頓余先生住所，進行了一場對談。這場對談長達五、六個小時，基本上是余先生提問，我和丁學良回答，間或余先生也發表自己的看法。余先生對大陸狀況的廣泛瞭解，對現實問題的敏銳把握，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他對我們這一代學人在極端困難閉塞條件下獨立思考的深厚同情與高度肯定，更使我有知音之感。後來，這場對談整理成文字，以《大陸的改革前景和思想出路》為標題，加上余先生寫的前言，發表在1988年1月1日《聯合報》，那一天是臺灣解除報禁的第一天，《聯合報》增加印張，擴大版面。這篇對談共兩萬多字，占了整整兩個版面（你能想像現在的報紙用整整兩個版面刊發一篇思想性的文字麼？），一時間造成不小的影響。

1989年新年伊始，在中國國內，以方勵之致鄧小平公開信發其端，興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知識界聯名信運動，要求政治改革，要求釋放良心犯。身在海外的余先生也領銜發起連署及發佈《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宣言》；「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余先生曾籌款于《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2008年12月《零八憲章》發表，余先生是海外首批簽署人之一。

1989年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成立了接納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先生親自挑選和延攬了二十幾位學者和作家，為他們的研究和寫作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余先生對我們的支持可謂不遺餘力。他出面擔任了我們很多機構，諸如北京之春、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和劉賓雁良知獎等的理事、顧問或評委。余先生給很多大陸學者或作家——熟識的或不熟識的――的書寫了序言；在他的寓所接待了許許多多來自天南海北，尤其是來自大陸的知識人、文化人。

2007年，余先生榮獲美國國會圖書館克盧格（Kluge）人文學術終生成就獎。我們十幾個流亡知識人和余先生相聚一堂，向他道賀，並向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價值堅守表示欽敬。余先生說：「你們稱許我的那些話，你們自己也都做到了。 我認為基本上是價值問題。並不是我有什麼特別高尚人格，我也沒有要努力讓自己成聖成賢，我沒有這個觀點。所以我從來不承認我是儒家。我覺得每個人只對自己負責。但是有一點我跟你們大家都共同的，我們選擇我們的價值，選擇價值以後我們就真正相信這個價值，保衛這個價值。如此而已。」

余先生這番話講得很平實。說來也是，做這些事好像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但一般人就是做不到，能做到的就是那麼稀少。

這裡，我著重講一講，作為思想史家的余先生與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

在《大陸的改革前景和思想出路》的前言裡，余先生寫道：「誠如胡平所說，他們是在極端困難閉塞的條件下進行思考的。由於和外面世界是隔閡的，許多思想資源都無法接觸到，有時他們辛苦思索得來的新理論，在大陸以外可能已是常識性的東西。但是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從另一方面看，大陸有思想的知識份子在全無憑藉的情況下重新發掘自由和民主的真義，其價值決不在‘創新’之下。」

在這裡，余先生點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我們這一代的自由主義，是再發現，是重新發掘；也就是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發的、內生的，是基於我們自己的「深刻而痛苦的生活經驗」，「從切身的憂患」的獨立思考而獲得的。我們成長于極端封閉的毛時代，沒人接受過西式教育，也沒人有什麼特殊的家學淵源，沒人留過學，也都沒出過國。我們的精神成長背景和嚴複、梁啟超、胡適那些人大不相同。他們的自由理念都是從西方學來的，而我們的自由理念卻主要是從自身經驗中悟出來的。不消說，西方有關自由民主的思想著述，包括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還有前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思想，都給了我們重要的啟迪。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我們所能得到的這些思想資料都是東鱗西爪，殘缺不全。它們像遠處傳來的樂曲，若有若無，時斷時續，非有心人不能聽見。聽者少一半靠聽覺，多一半靠自己的想像，勉力將之敷衍成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我們是獨立地重新發現了自由主義。

現在，很多人在談到自由主義、民主憲政的思想在中國的產生與發展，總是歸因於中共的對外開放，西方文化再一次傳入大陸。這種解釋是不符合實情的。正因為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一次自由主義思想的自發性和內生性，所以他們提出了不少聰明的假問題。例如和傳統對接的問題：既然自由主義是西方的產物，它們能在中國落地生根嗎？然而我們一旦知道了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本來就是從中國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這些問題自然就不成其為問題了。

在《胡適與中國的民主運動》（1991年）一文裡，余英時先生高度評價胡適對自由民主的堅定信念。余先生尤其贊同胡適把對少數人權利的寬容保護視為自由民主的精髓。余先生說，胡適從不把中國傳統看成籠統的一片，胡適攻擊中國傳統，主要是攻擊當時中國的殘忍。胡適提倡民主和法治也是為了救治這種根深柢固的殘忍症。余先生寫道，今天西方有不少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也開始注意到「殘忍」（cruelty）的問題。有人主張在社會一般惡德（ordinary vices）之中，「殘忍」應該放在第一位，因為「殘忍」是自由意識所最不能容忍的罪惡。」

余先生特地指出：這一點對中國民主自由運動卻有新的意義。

余先生這裡提到的西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即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 N.Shklar，1928-1992）。她的《Ordinary Vices》出版於1984年。史珂拉最有名的論文是《恐懼的自由主義》。史珂拉指出，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產生於對殘忍的宗教迫害的恐懼。史珂拉寫到：「自由主義......起源於後宗教改革的歐洲。它起源於基督教內部教義的正統性要求與博愛、信仰與道德之間的極度緊張。宗教戰爭的殘忍性使得眾多基督徒從教會的公共政策轉向了這樣一種道德，這種道德把寬容當作基督教的博愛的一種表達。」

不難看出，當今中國自由主義的發生過程，和當年西方自由主義的發生過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來，建立起遠比西方中世紀更徹底的政教合一，實行了遠比傳統專制更嚴厲的專制，首先是思想專制，是對各種不同政見的殘酷迫害。從平民到高幹，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懼之中。文革浩劫則把這一切發展到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不只是民間，不只是年輕人，就在中共黨內，就在某些中共領導人中間，也萌生了寬容的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思想。

在漢語學術圈中，研究史珂拉論著的人很少。余先生不但注意到史珂拉的思想，而且指出史珂拉的「殘忍是首惡」和「恐懼的自由主義」對中國民主自由運動的重大意義。這對於我們研究和理解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以及民主自由運動無疑是極富啟示的。

※作者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