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叡人教授在〈帝國夾縫中的台灣民主〉一文中寫道：「那些無恥惡質的親中份子和偽善昏聵的左膠此刻指著受害人高喊『反戰和平』…，他們的目的在腐蝕台灣人捍衛民主和平的正當性與意志，為中國侵略台灣鋪路。他們要我們自動投降，拋棄一切我們得以為人的條件，自我否定，自願為奴。他們並不反戰，相反的，他們是侵略戰爭的急先鋒。」面對如此狂熱煽動的扭曲與污蔑，身為台灣2023反戰聲明共同發起人，我想在此做點評論與回應。

首先，吳文內容與標題不符：文章中只有一個帝國—中國。若只有一個帝國，哪裡來的「夾縫」？真正誠實在思考台灣「帝國夾縫」困難處境的，是直視美國帝國主義而又明瞭中國對台灣的確是一大威脅的反戰的我們。

吳教授不忍稱美帝為美帝，技巧地將「台灣面臨的地緣政治壓力」歸納為來自「中國侵略」與「美中對抗」兩項因素。在他眼中，台灣的地緣政治兩大壓力可說是中國（它想侵略台灣）與中國（它竟想對抗美國）；美帝憑白消失了。美國在全球有900多個軍事基地，光是在亞洲就有300多個；僅是由2001阿富汗戰爭揭開序幕的反恐戰爭，就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敘利亞、葉門、利比亞以及索馬利亞直接間接造成450-460萬人死亡、使4,000-8,000萬人淪為難民、7,600萬兒童至今因反恐戰爭而繼續活在饑餓之中。美國國防預算非但居全球之冠，更超過接下來第2到第12名國家國防預算的總和。美國在全球各地巧取豪奪各式各樣天然資源並大量排放污染，以致若世上每個人都向美國看齊，那麼一整年的地球生態額度會在三月13這天就耗盡。美元霸權下，美國動輒對外發動的經濟制裁以及透過IMF設下的債務陷阱已奪走了無數人命。揭露美軍濫殺平民黑歷史的澳洲公民亞桑傑被美國政府逼入黑牢，讓天主教教宗亦不禁發出不平之鳴。美國監聽全球領袖以及人民的違法霸道行徑已普遍到世人儘管無奈卻已習慣麻木。為了懲罰或「矯正」南方國家人民透過民主程序選出左翼政府的行為，美國政府策動的一次又一次暗殺與至少80場以上的政變確保了美國在這些地區能持續恣意進行掠奪。為了維持全球單極獨霸並削弱對手，美國誘發了一場又一場的代理人戰爭，烏克蘭就是眼前血淋淋的例子。這樣一個大到不可能沒看到的帝國竟能在標題為〈帝國夾縫中的台灣民主〉的文章中憑空失去帝國身份，反而是反戰的我們因誠實指出了美國行為模式就被扣上「無恥惡質、親中份子和偽善昏聵的左膠…（要）腐蝕台灣人捍衛民主和平的正當性與意志…要我們自動投降…自願為奴…」的駭人大帽子。

拒絕（或者不敢）直視美帝是要台灣在半盲情況下對世局做片面判斷並據以為台灣尋出路，這必然將台灣帶入險境。吳文核心的提問是：「台灣在巨大地緣政治壓力下該如何兼顧防衛民主與國家主權，」並分三部份討論這個問題：一、全球的民主倒退危機，二、台灣特有的民主危機，及三、「What is to be Done〔怎麼辦〕？」以下我嘗試提供未選擇性失明、願意直視美帝的人可能如何看待這些問題。

一、全球的民主倒退危機

我們所處世界的樣貌、秩序、資源分配、戰亂…無不與資本主義的盛行及帝國殖民掠奪邏輯密切相關。然而即便吳教授深知「全球民主倒退…構成了今日台灣民主危機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脈絡」，卻僅以極短篇幅輕描淡寫羅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不平等、民粹主義…等造成全球民主倒退的因素，便匆匆進入下一主題—台灣特有的民主危機。

吳教授三兩筆帶過的全球民主倒退因素其實深藏著地緣政治變化及台灣困難處境的關鍵密碼，然而吳教授選擇視而不見，也或許是渾然不覺。解除國家管制、讓資本暢行無阻的新自由主義最不幸的後果就是財富與權力極端病態且至今仍持續惡化地向上集中，使籠罩在新自由主義下的民主已淪為The best democracy money can buy （錢能買到的最好的民主）。民主國家政府對國家預算的分配越來越低比例是用在服務人民、越來越高的比例是用在進一步造福財富金字塔頂端的少數人。這一小群所謂的「捐款階級」（the donor class）透過巨額政治獻金以及遊說、賄賂、旋轉門等骯髒手段主導著公共政策，儘管選民依然可以投票，但當主要政黨皆受捐款階級支配，政黨輪替能帶來的實質好處就變得虛無飄渺，因國家政策的制定逃不出利益向上輸送的基本邏輯。這是為什麼具批判省思能力的知識分子或評論家早已改用富豪政治（plutocracy）、寡頭政治（oligarchy）、竊盜政治（kleptocracy）等詞彙來描述新自由主義下的所謂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

富可敵國的頂層巨富跨出國界影響全球政治的能力已超乎一般人想像。高度依賴玻利維亞鋰礦的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講出了“We will coup whoever we want! Deal with it.” （我們愛在哪裡政變就在哪裡政變）的老實話。在地球均溫飆破十二萬年紀錄的2023年，肩負拯救全人類責任的聯合國氣候大會（COP 28）主席將由石油公司總裁出任；這邏輯與冷戰結束、軍火商訂單大減之際，美國政府任命洛克希德馬丁副總裁出任北約東擴委員會主席毫無不同。新自由主義下的所謂「民主決策」充斥著越來越明目張膽的利益衝突，而在論及帝國夾縫中的台灣民主時最不該忽略的就是國防外交這一塊。

艾森豪總統在1961年呼籲世人應小心防範的「軍工複合體」（MIC;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在腐敗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下，早已變高變胖演化成了「軍事-工業-國會-情報-媒體-學術-智庫複合體」（MICIMATT; military-industrial-congress-intelligence-media-academia-think-tank complex）。台灣媒體一天到晚引用的智庫如「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ASPI）、「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以及「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背後大金主正是唯恐天下不亂的軍火商。一份美國研究指出，主流媒體引用接受了軍火商資助的智庫機率是引用未接受軍火商資助者的四倍，另一研究更指是七倍。一個有「自由與獨立的意志」的台灣真該遵循利欲薰心的MICIMATT複合體引導墮入戰爭？這些大方砸錢贊助智庫的軍火商在二十年反恐戰爭中撈走了美國14兆國防支出中的1/3-1/2；雷神、洛克西德馬丁、波音等五家軍火公司平均獲利成長高達900%。若非那在反恐戰爭中莫名被美帝犧牲掉的450-460萬條人命，軍火商如何賺得進這筆橫財？台灣不必引以為戒？美帝MICIMATT結構巨大厚實，台灣不准分析、不准討論？提醒台灣應對此保持警覺的人就是「要我們自動投降…自我否定，自願為奴」的「無恥惡質的親中份子」或「偽善昏聵的左膠」？

二、台灣特有的民主危機

在「台灣特有的民主危機」一節，吳文主要篇幅用於描述中國「銳實力」：中國對台灣不斷進行著「經過偽裝、不易偵測到的惡意、侵略性的滲透作為，目的在操縱當地輿論、政策等，以擴散影響力…，大量滲透到學界、媒體、政策界（智庫）與文化界，進行收買、收編與操縱，削弱批評中國的力量。」

對生活在台灣的我們而言，這些數十年來的日常，少有人會否認。更契合吳教授文章標題的提問是：若把段落中的「中國」換成「美國」，這些描述是否依然、甚至更能成立？即台灣是否同時承受著來自中國與美國兩邊的認知戰夾擊？如吳教授所點出的，「銳實力」概念來自「美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1983年成立的「美國民主基金會」承接了部份原屬CIA的業務，負責在目標國（特別是政治發展可能阻礙美國經濟掠奪權的國家）培植政黨、候選人以及政治運動，甚至在必要時配合美國，用人權與民主的名義發動政變推翻不聽話的政府，NED因此也被戲稱為「美國造反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stabilization）。在2014年烏克蘭政變發生之前，NED毫不掩飾烏克蘭是它的重點栽培國家且在當地資助了65個項目，數量遠超過其他國家；NED主席Carl Gershman甚至在華盛頓郵報撰文將烏克蘭喻作「最大的獎品」。俄烏戰爭發生後，NED則將網站上所有贊助烏克蘭的資訊全部刪光。

這樣的機構創造出專為中國與俄羅斯量身打造的銳實力概念是為稱職。拿英國劇作家Harald Pinter 2005諾貝爾文學獎得獎感言來理解銳實力概念這樣的傑作就十分貼切：「美國在全世界以冷靜精確的手法進行權力操控，還偽裝成普世善良價值背後的主要推手。這是非常出色、機智並且高度成功的催眠行為。儘管冷酷無情、充滿鄙視並且殘忍，但的確非常聰明。」

銳實力概念妙在單向圈劃出威權國家對民主國家的滲透，因此民主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滲透根本不在討論之列。然而如果要論「帝國夾縫」，美帝在全球的滲透力量就不可避而不談。作為一個開國以來便立基資本主義因此廣告行銷格外發達的社會，美國由內而外從公到私充斥著認知作戰。在公關之父、宣傳之神—佛洛伊德姪兒Edward Bernays—的理論庇蔭下，沒有什麼商品、資訊、政策或制度是不能透過認知作戰販賣出去的。吳文所批評的中國銳實力手法—散佈假訊息、製造內部對立、使目標國家陷入內部社會與政治動亂—早在1950年代就由Bernays、紐約時報與CIA聯手在瓜地馬拉實踐過了，並且成功把民選但不聽美國話的政府給拉下台。

同樣隔絕在銳實力討論範圍之外的還有民主國家對自己人民的認知作戰。美國著名的「通俄門」（Russiagate）事件就是民主黨與FBI透過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等主流媒體大量散佈假新聞，讓選民誤以為俄羅斯將手伸進了美國總統大選並導致川普被送進白宮，實則是當權者手伸進了人民的腦子裡。除了主動散佈假新聞外，白宮、FBI、CIA、國土安全部以及民主黨的手亦早已伸進twitter、google、FB、IG等平台箝制網路言論，以「假訊息」為藉口刪除他們不想讓民眾看到的推文甚至帳號。這些被刪除封鎖的推文往往是真實正確的訊息，如載有拜登家族在中國及烏克蘭疑似涉及貪腐內幕的杭特拜登筆電內容。毫不意外，整理並公佈所謂「推特檔案」（Twitter Files）並據以揭露了這些言論箝制內幕的獨立記者Matt Taibbi隨即遭美國政府「查水表」。此外，即便當法院已下令禁止白宮、FBI、國土安全部繼續接觸、教唆、脅迫twitter、google、FB等平台箝制言論，拜登政府立場依舊強悍並計劃上訴。這顯示吳文對美國的描述—無辜、弱勢；是個單方面受中俄銳實力攻擊的開放民主社會—與事實有著巨大落差；而上述種種甚至連美國箝制新聞的招牌罪行—將揭露美國全球惡行的維基解密亞桑傑丟進黑牢—都尚未觸及。

事實上，在言論管制新聞箝制方面，帝國夾縫中的台灣本身表現亦不遑多讓：1450網軍從旁協助政府內宣外宣打壓異己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從電視新聞台一片的綠意盎然看，NCC拿中天殺雞儆猴的成效也十分卓著。近日聯合報在履行查證義務後報導了美促我研發生物戰劑的新聞，竟在一週內就被執政黨告上法院，視新聞自由為無物。儘管欲以打假之名行言論箝制之實的數位中介服務法暫遭擱置，但砸了211億成立的數位部仍舊內建了「數位真理部」該有的功能，如與各國（美帝？）以及（早已被FBI、CIA滲透的）大型數位平台共同聯防。

三、What is to be Done（怎麼辦）？

對美帝視而不見的狀況下，吳教授給予「帝國夾縫」中的台灣的建議是：繼續走「民主建國」這條路，依循「公民民族主義」的精神，從民主、公民、國家三個方向思考。

1、民主：吳教授推薦的民主是一種「防禦、超越內外連動的認知作戰與複合攻擊，以成熟的社會溝通與公共審議重建民主共識，克服政治精英造成的分裂」的民主。如同「帝國夾縫」用語在吳文中是個矛盾修辭（oxymoron），「民主」一詞也是。扣帽子、貼標籤、扭曲、污蔑了那些對整體情勢的判斷與其見解不同的人之後，吳教授然後呼籲應該「以成熟的社會溝通與公共審議重建民主共識」，這是相當專制霸道的「民主」。健全的民主當然應該要如吳教授所說，有能力、韌性「防禦、超越『內外連動』的認知作戰與複合攻擊，…克服政治精英造成的分裂」，但問題再次回到「內外連動」的「內」是否永遠排他性僅指見解判斷與吳教授不同的人，而「外」是否永遠僅指中國而絕不能包含美國？從吳文看，答案是非常明確的。

吳教授引了一份民調指「（認同）廣義獨立（含維持現狀）」的（民眾）達九成五…如中國侵台，超過七成受訪者願意保衛台灣」。緊接著下一句話是：「儘管如此，主要政黨之一的中國國民黨卻與主流社會認同趨勢背離，至今堅持親中立場。」吳教授甚至認為「一旦親中的國民黨…重新執政…將再度造成原本認同已漸整合的台灣社會的分裂，乃至台灣國家體制的解體。」不必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也能看出這段話的扭曲、煽動與不妥：選民若選了我認同的黨，那是令人驕傲的民主；若選了我不認同的黨，那就是民主倒退台灣解體。吳教授甚至用了「馴服」這樣的字眼來描述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認同分裂漸漸獲得抒解消融的現象。這是一套相當右翼民族主義的思維，主張純粹無雜質的思想認同大一統，因此本質上近乎是反民主的。

吳教授自己也問：「在中國急速帝國化，而台灣內部整合未竟全功的今日，民主與建國之間是否已經從『相生』逆轉為『相剋』的關係了呢？」雖然他的答案是「不」，但所提供的「民主」解方卻是極端民族主義的「防禦、超越『內外連動』的認知作戰與複合攻擊，…克服政治精英造成的分裂」，其中「內」唯指見解判斷思想認同與他不同的人，而「外」唯指中國而絕不能包含美國，否則便是在「操作疑美論…破壞台美同盟」。事實上，李登輝、陳水扁、邱義仁都已說過，敵視對岸、倚美的台獨是不可能的。在此客觀條件下，吳教授所想要「竟全功」的思想認同大一統，究竟如何可能與真民主並行不悖？近日楊儒賓在《思考中華民國》中點出，「想像的共同體無法成真…關鍵因素在於台灣風土性的『兩岸性』。」如果台灣人民同作此想，並選擇楊教授所主張的，讓「『中華民國』…可以發揮…對共產中國既可對話也可對抗的機制」，那是否以吳教授的「公民民族主義」標準看，這就稱不上是民主了呢？

2、公民：吳教授認為當務之急是「壯大公民社會」。在他眼中，公民社會是「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倡議者、守護者與吹哨者。」我們「需要公民社會…提示公共利益視野，動員公民參與，對政治菁英施壓。」這恰好是反戰的我們認為我們在做的事情，然而從吳教授為我們扣的帽子貼的標籤來看，他似乎並不把我們當作「公民社會」的一部份，主要原因不外是我們直視了美帝並據以誠實對台灣帝國夾縫的處境表達了擔憂。吳教授對於公民社會的定義再一次採取了右翼極端民族主義的理解方式。公民社會一般指的是非掌權者、是站在權力對面監督批判的一方，但吳教授卻是以反中認同劃界，他擔心的反而是「近年來公民社會人才大批流入政治社會任職」（亦即掌權執政），「已經構成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3、國家：吳教授稱其所說的「國家」指的是「公民對台灣的愛國主義或愛國心（patriotism）。」又一次，吳教授展現了他思想的右翼內涵。首先，他指「『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機器，而是全體公民合力創造和維繫的事物…，國家成為一種公民全體參與的『合作事業』（cooperative enterprise），目的在創造公共財，例如安全、公共設施，以及各種公民的權利。」回顧吳教授在文章開頭對全球民主倒退危機、新自由主義、經濟不平等的草率處理，不難理解為何他會在民主淪為錢能買到最好的民主（the best democracy money can buy）、富豪政治（plutocracy）、寡頭政治（oligarchy）以及竊盜政治（kleptocracy）的今天，仍說出了「國家不再是階級壓迫的機器」這樣的話，並以「國家是公民全體參與的『合作事業』（cooperative enterprise）」此般符合新自由主義公關守則的方式來描述國家。台灣貧富差距年年破紀錄，薪資凍漲、甚至倒退已成常態。全台灣人共同打拼的經濟果實有19.3%都由頂端1%在政府協助下端走，財富集中程度更勝老牌新自由主義國家或地區如歐洲（12%）、英國（12.7%）、甚至美國（19%）。台灣人民真該傻傻以「合作事業」來看待對財團與老百姓嚴重大小眼的「國家」？反戰的我們點出軍工複合體與財富的向上集中是一體兩面，因此主張國家預算應用在民生社福氣候變遷而非弊案泛濫的戰爭與軍購，竟反而成了blaming the victims的「侵略戰爭急先鋒」？吳教授不斷想要召喚出的、得上戰場的台灣魂會是哪個階級的台灣人？他們得去為哪個階級的人而戰？

我同意吳教授所言，在台灣「我們只是安安靜靜、勤勤懇懇地在這塊美麗的島嶼上，努力建設一個自由人的理想國度，並且希望能對全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有所貢獻而已。」沒有理由，這樣的一群人，在我們必須睜大雙眼盱衡全局時，會失去直視美帝的勇氣、失去我們彼此平靜理性對話的能力，反而選擇在慷慨激昂聲嘶力竭過後，無端默默地犧牲。

※ 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2023台灣反戰聲明共同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