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有些文明的果實往往得來不易，因此總盼望人們能夠備感珍惜。比如台灣的民主、自由，乃至於關乎族群與性別方面的平權主張。

頓時想起，前幾天（8月1日）剛剛度過的「原住民族日」，不知現下社會大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可曾予以關注？須知，我們現今看似理所當然對於「原住民族」的稱呼，其實也是經過前輩們長期的抗爭行動爭取而來的！

在早期的歷史文獻中，台灣過去各時期的主政者，對原住民的稱呼皆不相同。清代以前稱為「番」（依據漢化程度又有「熟番」、「生番」之區別）；及至日本殖民初期則以「蕃人」稱之，後來為了強調「理蕃」教化政策而改用「高砂族」；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正式治理台灣，又將「高砂族」改作「高山族」，或稱「山地同胞」（簡稱「山胞」），當時以中研院為主的人類學界則是普遍使用「土著」此一名稱。

進入80年代以後，隨著黨外運動的蓬勃發展，彼時接連發生的「海山煤礦災變」（1984年）以及「湯英伸事件」（1986年）相繼帶動了台灣社會的抗爭意識高漲，一群帶有自覺意識的原住民知識分子也在這波洪流中紛紛覺醒。他們先是成立「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1984年）首度提出「原住民族」正名訴求（強調自己的名稱由「自己決定」，而不是他者所賦予），藉此掀起擺脫汙名、捍衛權益的第一波浪潮。1987年更發布「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宣示原住民族的地位與權利。直到1994年8月1日國民大會三讀通過憲法增修條文，才真正成功把「山胞」正名為「原住民」。其後於2005年通過「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明定每年8月1日為「原住民族日」。

黑澤隆朝《高砂族の音楽》。（作者提供）

音樂學家呂炳川：台灣最早以「原住民族」冠名出版的先行者

從上述這段長達將近十年（1984〜1994）的「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發展歷史來看，就我個人有限的認知印象中，所謂「原住民」的稱呼，原本一直以為應該是在1984年「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之後才開始出現。而在三年後（1987年12月）政府剛宣布解嚴不久、由該促進會所集結出版《原住民：被壓迫者的吶喊》一書，大概就是最早使用「原住民」此一名稱公開發表的民間出版品了。

然而，當我數年前（約莫2015年左右）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意外從二手拍賣市場發現了一套三張1977年日本「勝利唱片公司」（Victor Records）出版、呂炳川（1929－1986）錄製並擔綱監修與解說的《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黑膠唱片專輯時，卻赫然驚覺：原來在當時發起「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更早之前，其實就已經有台灣本地的音樂學者以「原住民族」作為有聲出版品的正式名稱。

後來，我輾轉透過文獻閱讀得知，這個名叫呂炳川的台灣人，乃是戰後台灣第一位在日本東京大學專攻「民族音樂學」的博士學者。這套《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專輯正是他當年就讀東大期間，自1966年起陸續返台進行田野調查、前後歷經12年（直到1977年出版）、走訪了上百個村庄部落的採集成果。

相較於同時期（1974年）由「勝利唱片公司」出版日本音樂學者黑澤隆朝（1895-1987）來台採集原住民傳統歌謠的《高砂族の音樂》唱片，仍是以日治時期慣用的「高砂族」作為專輯名稱。對比之下，《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雖也保留了「高砂族」副標題，卻更強調以「台灣原住民族」作為主要命名，其間的箇中差異顯然帶有呂炳川本人強烈的主觀意志。

對此，早昔曾經多年追隨呂炳川從事田野採集工作的民族音樂學者明立國表示：若以岸邊成雄（1912〜2005，呂炳川在東大的授業恩師）主張「將世界各民族文化平等看待」的觀點來看，像「台灣原住民族」這樣的用語，在呂炳川那個時代，無疑是非常能夠呈現比較音樂學的學術理念，且帶著某種尊重和肯定的意涵，同時也跟早年日本學界的習慣用語「高砂族」做了區隔。

呂炳川, 第一唱片(台灣山胞的音樂 布農、邵、魯凱、泰雅 1980.10) 封面。（作者提供）

文明是脆弱的，有時候它也會倒退

值得一提的是，呂炳川於1977年交由日本「勝利唱片公司」（Victor Records）出版了《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這套唱片，隨即獲得該年度「日本文部省藝術祭大獎」。按李哲洋（音樂學者、呂炳川好友）的說法，此一殊榮（獎項）不僅意味著得到日本學術界的高度肯定，更是繼棒球名人王貞治獲頒「榮譽國民獎」之後，以台灣人身分得到日本官方頒發大獎的第二位。若以現今媒體常見的鄉民語言來形容，當年獲獎的呂炳川根本就是那個年代的音樂學界「台灣之光」！

除此之外，當時在這套唱片專輯內還附有一冊大開本篇幅達四十多頁、圖文並茂的日文解說書，翻覽其內容資料之詳盡、編排印刷之精美，儼然就是一部具體而微的學術經典。

由於該唱片在國外獲獎而開始受到國人普遍關注，三年後（1980年）由許常惠創立的「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隨即找來「第一唱片廠」共同合作，率先在國內以中文版形式復刻了《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這套唱片（共三張）重新發行為《台灣山胞的音樂》系列專輯，並將其收錄於許常惠擔任總策畫的全套二十一張「中國民俗音樂專集」當中。

但諷刺的是，在這三張封面上，卻是由總攬策劃的許常惠將自己名字掛在真正的錄音作者呂炳川之前（可見今日台灣學界大老的掛名陋習早已有之），由兩人共同擔任「編輯」，且專輯名稱也從原本觀念比較進步的「原住民族」改成了更為保守倒退的「山胞」。

此後又過了兩年（1982年），該套唱片所附的那一冊日文解說書，因緣際會又由「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出版了中文譯本。而在當時台灣社會尚未普遍跳脫「漢人本位主義」以及「大中國主義」的氛圍下，原本的解說書名《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楽》也因此被迫改稱《台灣土著族音樂》。

另外，根據呂炳川謄寫的手稿內容，《台灣土著族音樂》一書原本要給「洪建全文化基金會」出版，後來卻改為交付「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其間的轉折過程亦不禁耐人尋味。

※作者於1976年生於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具有天秤座理性的冷淡與分析傾向。平日以逛書店為生活之必需，閒暇時偏嗜在舊書攤中窺探歷史與人性。同時喜好蒐集黑膠唱片、聆聽現代音樂及台語老歌。著有《半世紀舊書回味》、《裝幀時代》、《裝幀台灣》、《裝幀列傳》，書話文集《讀書放浪》、《舊書浪漫》、《書迷宮》，以及聲音文化研究《單聲道：城市的聲音與記憶》、《尋聲記：我的黑膠時代》、《留聲年代：電影、文學、老唱片》。新作《藝術與書的懷舊未來式》於2022年十月出版問世。目前專事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