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權力的人侵犯你的界線，他會得到獎賞或懲罰？是什麼決定賞罰，是看誰有道理決定地位高低，還是你倆地位高低決定誰有道理？

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暴露了階級壓迫怎樣運作。書中，補習老師把女學生房思琪騙到家中性侵，逾越了長輩權力界線，原是系統所不容。但她求救無門，想到媽媽正在向親友誇耀她的獎狀。她絕望之餘，唯一的解決之道，只能愛上老師，「因為妳愛的人要對妳做什麼都可以」，合理化了權力者的越界。

地位較低的受害者，和上層權力懸殊，缺乏保障；一旦反抗或揭發上層的越權行為，就會危及自身安全。所以遭受威脅時，受害者無法說不，只能下修底線。權力每次踩過界線，受害者就拋棄原本界線，承認既成事實，一退再退。無限擴權，就是濫權者冒險試探下層底線，換得的獎賞。

侵犯界線的例子，諸如媒體受置入性行銷收買而製造假新聞、有毒食品、豆腐渣工程倒塌、民航空難、工廠排廢污染，各種弊端，常因資方為利踐踏界線，濫用權力侵犯勞工的專業倫理。都需要內部團結抵抗，媒體、政府與業界監督，吹哨人揭發，不知情的公眾才能獲得保障。這就是維護界線的重要。

但是，企業總放任權力者的手，越界如入無人之境。濫權以解雇來排除員工反抗阻力，員工退縮或直接被解雇，界線就失守。一間企業內部每幾年悄悄做掉一個房思琪，社會上就有千千萬萬個房思琪在秘密哭泣。這就是另一套保障權力越界的系統。

權力越界，必定審查受害者「態度」

越界是秘密，因為基層受脅迫隱忍，外人不知，形成無數互相隔絕的黑箱。例如台灣街頭藝人得考上執照才准表演，但連「先知瑪莉」入圍金曲獎最佳樂團，考街頭藝人還落選。究竟考試是怎麼考的？今年台北市文化局辦考照，美籍舞蹈家呂威聯旁觀，他指出，每人三分鐘的表演時間，一位評審常常一分鐘都不到就打斷表演者，還說：「很多人都會用不同的語言唱歌，你用不同的語言唱唱看！」表演者被迫用不熟練的台語唱歌，只能唱出兩句。這位評審想聊天就聊天，連續三次不吭一聲就離席，其他評審只能跟過去。另一位鼓手表演也被打斷好幾次，還被要求「你來點不一樣的啊」「彷彿自以為是大老闆，高高在上俯視表演者」，而且一次又一次打斷表演，完全無視藝人努力。

這位當過文化局科長、連任十年評審的評審表示，評審沒表情是怕干擾藝人；而數度打斷表演要求換歌，是不希望藝人整年唱同一首；離席是模擬街頭觀眾也會離席。

才剛說評審不流露喜惡，是怕干擾藝人，而打斷表演、離席就又不怕干擾藝人了。評審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准做，這位評審給自己的界線到底在哪裡？

實際沒有界線可言，全看評審自己方便而定，隨時任意擴張，不需要預先告知藝人，更不需要問誰同意。

文化局說：設計突發狀況，是評審用心良苦；審議時間訂得短，是希望街頭藝人能在短時間內吸引目光。所謂文化局回應，全是評審的回應，沒在監督探討界線分際，吃案而已。

但這些說詞成立嗎？街頭藝人吸引目光快慢，和歌藝好壞，關聯薄弱。更不用說「評審不希望藝人整年唱同一首」，多數歌星巡迴商演，整年唱同一首代表作，文化局也沒禁唱，為何要強迫街頭藝人滿足評審多此一舉的「希望」。

評審離席，說是模擬街頭觀眾。文化局說：評審用心良苦，設計突發狀況來測試藝人。依此邏輯，那麼請問文化局，藝人也可能遇搶，這樣搶劫藝人是否也該列為評審項目，叫評審去跟藝人比賽跑百米，測驗藝人追賊快不快，太慢就不能當藝人呢？叫藝人應付各種莫名其妙突發狀況，到底跟藝術有什麼關係？

難道文化局只准藝人陪笑到底，若不爽評審刁難，就該被禁演嗎？藝人和觀眾都是百人百樣，沒有兩次相遇會是一樣的，也沒有誰天生就該服從誰，這就是藝術的力量所在。藝術引起爭議，就是現代藝術的天職，不痛不癢才會被恥笑。火爆挑釁、對罵互嗆，就是嘻哈的傳統，氣勢弱掉了才會被觀眾噓。藝人怎樣應變是好，怎樣不好，各有理由，各有觀感，怎會輪到評審說了算。評審手握藝人生殺大權，又怎能以此決定禁誰、放誰。街頭藝人真遇到奧客鬧場，要不要陪笑敷衍，能不能嘲諷回敬，應該由藝人藝風自己決定。應變能力，服務態度，這些標準，跟跑百米速度一樣無關藝術。這些都不關文化局或評審的事，權力插手就侵犯了界線。

評審希望藝人會唱各種語言歌曲，希望藝人歌單很長，這些希望很好啊，評審還可以希望街頭藝人孝順父母、兄友弟恭、知書達禮、路不拾遺、反攻大陸啊。你希望藝人怎樣，是你家的事，自己高興就好；但這些隨心所欲制定的評審標準，不構成執業資格門檻，你無權因為藝人不滿足你的希望而懲罰他。

一位前評審說，台灣法規視街頭藝人為流動攤販，所以審查是避免噪音；檢查道具是否危險；是否老少咸宜，是否明火或汙染。

假使如他所說，考試是為維護公共安全、環境品質好了。但這些都不是靠考試，而是靠執法來維護的，更不是靠藝術考試，而且也不歸文化局管。噪音有環保局管制，明火有消防局「明火表演安全管理辦法」規範，沒文化局的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顯然執照制度能撐到現在，靠的也不是這些藉口，而是這套保障權力越界的系統。

音樂人趙家駒說，街頭藝人不是流動攤販，有藝術價值，而且觀眾可免費欣賞。戒嚴時期「歌星證」、「演員證」考唱愛國歌曲來控管，都已廢除，現在還考街頭藝人像重回戒嚴。表演好自然有人看，若怕數量過多，登記場地輪流使用即可。街頭表演無害他人，政府無權剝奪權利。

跟戒嚴有什麼不同呢？文化局和評審權力越界，藝人和觀眾沒人能反抗，五百多位應考藝人默忍。據藝人和評審說，問題已持續多年。即使有外人獨立於脅迫枷鎖之外，得以揭發濫權，有媒體追究，評審只要粉飾合理化自己作為就能過關，文化局幫他背書，支持他繼續濫權刁難。原本外界不知情，現在社會知道了，卻不懂聲援藝人，結果藝人明年後年大後年還要繼續這樣被玩，他們有什麼活路可言。結果跟戒嚴有什麼不同。

態度問題，是濫權勒索你服從的藉口

足見今天這種濫權的評審方式，只是多年來濫權管制的必然結果。評審刁難，表面說測試歌藝；實際行為，人人一望而知，無關藝術，考的是服從。評審頤指氣使，藝人自知不服從就會被踢掉，要忍氣吞聲，爭取舞台，保住飯碗。但是，百依百順，並不是觀眾檢視歌手的標準，而是主人檢視僕人的標準。文化局怎麼看待藝人，一目了然。

讀者可能不是街頭藝人，但在台灣的職場文化中，員工是公司的主人，還是老闆的僕人？

公司重視的是員工專業實力，堅守職權界線；或重用配合老闆上下其手的員工，充當橡皮印章，開後門，做假帳，放行違規，用過期和工業原料製作食品，毫無界線？

立場相左時，上司是正面回應部屬的論點，還是迴避問題，轉移焦點，指責部屬態度有問題，竟然忤逆上司，拒絕配合，可見這種人能力不足、沒資格參加討論？

環境是民主平等，或獨裁專制，差別在當權力者越過界線時，系統如何回應。

環境會趨於平等，或走向專制，取決於權力者越過界線時，系統如何回應。

專制懲罰反抗，保障濫權。

民主保障反抗，懲罰濫權。

過去社會幻想上層品德高尚，指望上層自動自發，謹守分際，自己監督自己不越權。而其結果，往往都是下層變成房思琪，苦苦找理由去合理化上層的越權，剝削殆盡了就被一腳踢開。最悲哀的是，久了看到上層濫權以為是常態，看到員工血淚以為是理所當然，根本認不出界線來。只知道員工應該聽話，不知道老闆得寸進尺，旁觀者的界線總是跟著老闆走。而只要旁觀者都在幫濫權合理化，下一個受害者就只能自動幫濫權合理化。

現在必須訴諸內外監督治理，分權制衡。專業自主是界線，工時、薪資也是界線。蔡英文說一例一休讓政府公親變事主，勞工想休假，應該自己去跟老闆說。但若蔡英文指望勞工會反抗，又讓反抗者一個人去粉身碎骨，結果就是每個人都會逃避反抗，合理化所受的壓迫，愛上壓迫者，誤以為痛苦都是自己選擇的，理當自己承受，自動低頭走進屠宰場，走向崩潰之途。權力的越界、系統的墮落，也就永無止境。

要改變，只能反抗，揭露，團結。

一個人面對權力越界侵犯，卻不准他反抗，剝奪他的底線，這是一種謀殺。

但是這種情況，在各種產業，卻已經大規模持續了幾十年。那只能承認，這是世世代代的集體屠殺。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