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之後，華北大水終於消退，災民們開始返家。不過，這不是終點，隨著卡努颱風的到來，風災和水災還在中國東北繼續，中國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面對滿目蒼夷，人們在問，誰應為這場災難負責？季節颱風還是氣候變化，水利機構還是應急部門，或者是「消失的他」？

從7月底杜蘇芮颱風登陸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華北水災持續了整整兩週，大半個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災害來臨後的一週時間裏，《人民日報》對這場災難也幾乎隻字不提；在受災最重的涿州，人民見不到黨政負責人出面指揮救災或者安撫人心；中國的領導高層則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邊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態。

與32年前華東水災成天壤之別

這和32年前的華東水災形成天壤之別。1991年的初夏，一場洪水席捲華東18個省，時任總書記江澤民乘坐簡陋的衝鋒舟親自視察災情，港臺人民爭相捐款捐物，國際NGO第一次進入封閉的中國社會。這一切都發生在1989後三年的「治理整頓」期間的凋敝氣氛中，中國領導人還算明白治水政治關係政權的根基，把一場洪水救災變成了冷戰後中國引入公民社會組織的起點，也讓中共看到了港臺民心可用，在社會心理意義上對中國全面開放的推動意義甚至超過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

然而，與華東水災令人振奮的救災動員和不期然的政治巨變截然相反。在華北腹地的這場大水過後，沒有民眾自發捐款，沒有國際社會支援，也沒有廣大公民社會組織如2008年汶川地震後進入災區救援，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專業救援隊到達災區後長時間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謂「救災邀請」和「救災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國際媒體也徹底放棄了災區採訪，他們或許沒有得到採訪許可，或許不願意重複去年採訪鄭州大水時遭受的無端排斥。

當然，在廣大災區，人們更難得看到大規模的政府救援。對災區內外的中國人民來說，看到更多的是「動態清零」的影子。彷彿在三年新冠疫情結束之後，「動態清零」的准戒嚴體制並未放棄，至少在各級黨政治理手段和他們對待民眾的態度方面絲毫沒有改變。這種不對人民生命財產負責的僵化體制或許正是華北洪災的真正根源，在未來還將繼續製造類似的人為災難。

救災過程再現疫情管理的僵化體制

也就是說，從這次華北水災的災難發生和救災過程來看，幾乎重複著新冠疫情和動態清零的模式，中國無論地方政府還是高層，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無糾錯，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反思和改進，反而充分地再現體制僵化和治理失靈。似乎，「動態清零」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碼，每遇災難即自我強化並且放大災難的危害，再現「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災難發生機制，恍若新舊歷史悲劇——「三年飢荒」和「三年疫情」——的疊加。

因為，在華北，有一頭大象在那裡，就是雄安，那是華北平原的最低點，雄安三縣的白洋澱是傳統也是法定的蓄洪窪地，但是從它變成雄安新區的所謂「千年大計」的那一刻起，華北水災就注定要發生，已經城市化的華北平原就將變成分洪區、泄洪區。

這種對自然與人的關係的人為顛倒，根本改變了華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躍進」人定勝天的狂熱更持久，就是人禍吧。而當氣候變化，太平洋的颱風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容易影響中高緯度地區，這頭大象便成了所謂大局、所謂「江山」的象徵，改變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關係、也顛倒了中共意識形態裡麵人民和江山的關係。三分天災合併七分人禍，就成為中國自然災害、甚至所有意外災害的放大機制，輕易地將災害轉為災難，而不是相反。

這也是剛剛結束的「動態清零」的災難機制：為了防範新冠病毒如看不見的洪水一般擴散，所有城市都變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畫地為牢、與鄰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鄉村、方艙、住家、汽車、工廠、辦公室、甚至電話亭裡，處在飢餓貧困、無醫無藥的無助境地長達三年。兩週的華北水災不過是重現了三年「動態清零」的「全過程」：從河北領導宣布為雄安築起「護城河」，不讓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熱的人為災難。

官員躺平，不顧民生疾苦

例如，從水災一開始，人們就看到驚人相似的一幕：面對突如其來、也是1963年以來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員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漲中似乎都在等待來自最高領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發與2020年初的高層外訪和會議衝突，今年華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鐵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無反應，河北主政官員也只能繼續新冠疫情期間的「守土有責」，把河北大地當作北京和雄安的「護城河」，只會嚴防死守，哪裡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護城河」政策，無視人的尊嚴、無視人的平等，甚至也無視過去三十年華北地區的城市化，今天的華北雖然不及江南富庶，卻也普遍小康，已非幾十年前一窮二白的農村，卻在一夕之間被任意淹沒，不能不說是對中國倡導之「中國式現代化」的自我否定。這種否定已經通過「動態清零」發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個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現代化幻覺，其悲劇性後果才剛剛開始顯現，也就是人民的「潤出」和經濟的通縮。

在「動態清零」體制被白紙革命暫時推翻後，年輕人轉向革命後的「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國人民則以不投資、不消費的集體選擇抵抗官僚集團促進私企的「31條」和促進消費的「20條」。那麼，在華北水災過後，「動態清零」體制向何處去？是徹底永久化，迎接未來更多的天災人禍和「艱辛探索」，還是改弦易轍向人民讓步？便成為一個考驗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國人民的緊迫問題。

※本文摘自《美國之音》，作者使用筆名，為上海政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