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動機，是目前在科學上不可能的機械，就像把吐司綁在貓上是種空想。但台灣價值卻是在我們社會中出現的一種實實在在的永動能源。

台灣價值這個概念在語用上已被負面化成諷譏，但追本溯源的話，這個概念的本質卻是具有民族（nation）情感的意涵，而民族情感的凝聚才有可能形成「國家（State）」，而只有台灣成為一個國家，「台灣人」才可能被建構而出。因此，台灣價值對於台灣人的群體的形成與維持而言，不僅是必要，甚至是充分的。

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電影、音樂、文學或是衣著與食物，各自的領域中本即有其內存的價值標準，例如藝術性、文學性、美感、美味等等，而這些都是各自領域中所獨存的判準。

但是，在各領域中卻常常因為「台灣價值」的加值，讓這些事物享有逾其領域價值標準中原先所不可能享有的評價，白話來說就是過譽。例如許多近年來的台灣電影或台劇，即便在劇本、演技明顯有落差，所謂落差是與他國或是他時（像是新浪潮時代台灣電影）的比較，但在票房上卻還是有不差的表現。這不僅讓觀眾以為備受讚譽的就是好電影進而支持，也讓演出群體（包括導演或演員）產生備受讚譽而自以為產出傑作的錯覺。

這種備受讚譽的正面評價的組成結構中，未必全是由該領域的獨立判準所得，卻可能是在台灣價值的充值中所形成的結果。但在以結果論為傾向的我國社會中，經常不去探問理由，於是在這種惡性的過譽循環中，受眾在一種無可厚非的台灣人建構歷程的台灣價值驅使下支持特定的作品，讓市場傳遞錯誤的訊息給演出群體，演出群體也不思進取地持續創造若非台灣價值即無可取的東西。

台灣價值的永動機於焉成形。

但這種問題問題並不能歸咎給受眾，作為台灣人—尤其是在一個重要的「台灣人」建構過程，混雜性的綜合評價是無可厚非，問題是出在供應端的創作方，若不具有該領域獨立價值判準的判斷能力，將無法清楚分明評價標準的組成，進而無法確實掌握評價結論所形成的理由，讓許多不具有價值的產物持續被創出，也因為台灣價值，持續地被消費。這會是創作者的失格。

例如《返校》，電影改編自同名的遊戲，遊戲的故事是穿插於當代與歷史、現實與靈異之間，在撲朔迷離霧團中的恐懼，讓遊戲得以獲得如此好評。台灣的政治歷史作為背景也是主軸，卻是以靈異的方式形塑緊張的氣氛，更甚至在故事的結局，我們會去思考究竟恐怖的鬼，或者是人。其中「鬼差」更是遊戲橋段的重要角色，然而這個角色在電影中卻被明目張膽地貼上國民黨黨徽，搭配上洗腦的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不啻就是種政治宣傳，等於是反面地傳達給所有觀眾「要記得！要記得！要記得！」。然而，這樣的政治宣傳跟戒嚴時代在電影前的國歌標配並無二致。畢竟在各自的時期，都是種政治正確。

近期的作品有如《流麻溝十五號》，當時上映的諸多的批評在於其隔靴搔癢，然而對我而言，卻是故事簡單到只能用一句話表述：「有人受難」。同樣的故事如何去述說，正是電影的藝術性如何呈現的難題，尤其在解嚴三十年後的今天政治歷史已然不是禁忌，《流》則以台灣政治歷史題材之名為號召卻不知所云。相較於早在二十多年前萬仁的《超級大國民》，或者李滄東的《薄荷糖》，都可說是相較《流》來說有過之無不及的電影藝術，即便較為煽情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至少都具有充分的戲劇張力，更不用說奉俊昊的《殺人回憶》。《流》即便要細譯有人受難的主旨，也很難再生出更多的內容，這種呈現劇中角色受到無理殘暴對待，刻意挑起情緒的意圖與《返》有異曲同工之妙，亦即變相的政治宣傳。然而我們必須明白的是電影不該是政治宣傳的工具，電影是種具有獨自價值判準的創作，該有藝術性、文學性。

這兩者作為顯例來說明台灣價值永動機，是最適切不過的。欠缺作為電影的適格，卻是在台灣價值的填充下獲得諸多褒揚，我們可以期待有更多類似的作品繼續被產出。假使我們將「電影」這個領域中所有的作品予以比較，就拿《返校》、《流麻溝十五號》與《超級大國民》、《薄荷糖》為例，若我們說後者是好的電影，又說前者是好的電影，那究竟什麼是「好」？這就像政治正確要將各種各樣的外顯都說成是「美」一般，當所有事物都是「美」時，美這個概念也就不再具有意義，同理，好也不再是好。

這樣的作品，若說在電影場域中被提呈，我們更可以思考的是，難道我們要讓別人（非台灣人）對我們（台灣人）有著一群在國族價值的充分加值下，就能肯認所有作品的印象嗎？電影要作為電影，就必須是「電影」，若僅出於其他因素而不由分說地支持，那這就不是影視藝術的評價競爭，卻只剩下政治的角力而已。電影並非沒有政治的成分，甚至沒有東西沒有政治的成分。重點在於，二者或二者更多的層面不能被混淆，國片並不等於好片，票房好不等於好作品，如同眾口不可能鑠金一般。

更進一步說，就算不談這些討論歷史題材的作品，就拿更為常見的國片來說，當我們開始反省過往的綜藝節目中把台語連結到低俗文化以符應當時黨國對於台灣作為附庸定位之時，難道現在的電影中出現的作品經常讓例如流氓或草莽的角色操著一口台語，尤其台語的出現經常伴隨著髒話，我們真的有在台灣文化上往前邁進了嗎？

回過頭來，我們更必須注意的是電影只是社會中的其中一個面向，生活中的各個層面亦如是地把不同的價值層面予以並論，似乎只要標榜著MIT，就有著更高的價值一般。但台灣製造的產物，若說只對於這個島嶼上的人具有價值，卻不像是日本製造並非因其日本的國族情感—卻是品質保證（或說德國工藝），那這是我們要的「台灣民族性」嗎？說穿了，這不過是種自我取悅式的與世隔絕。

永動機在科學上是不存在的，在政治現實上的具現也形成了荒謬的情狀，在生活的各個面向上，或許我們應該試著區分不同的價值標準予以評價事物，退步言，至少也要分清評價結論的形成究竟有多少是來自於事物領域的獨立價值標準，又有多少是來自於台灣價值。台灣價值對於台灣人來說，是建構國家不可或缺的民族情感，但若是持續處在台灣價值所產出的過譽惡性循環中，我想這種盲目的民族性並不會是我們希望台灣人作為民族所具有的性格。

※作者為執業律師。寫作者。唯一的信仰只有知識。閱讀範圍主要是政治哲學、倫理學與女性主義。作品主要為書評、影評與政治社會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