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維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年初投入共和黨總統提名，他以資產超過6億美金的年輕企業家（38歲）背景受到注意。他近期引起議論，是在社群平台「X」貼文寫到：「我們（美國）將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進一步阻止中國併吞台灣。我們會捍衛（台灣）直到2029年，之後就不會，屆時我們會擁有半導體自主，不靠台灣。」

他在稍後接受保守派媒體訪問時，對相關問題的說法也大致相同。不過，他的「保台期限論」，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自宣布參選以來，半年餘過去，受邀參加無數場演說，投入無數資源自我宣傳，個人始終在「初選邊陲」打轉，難以擠入川普和德桑蒂斯（佛州州長）的主流競爭圈，又即使既年輕且富有，竟少有人討論拉馬斯瓦米在美國政壇的未來角色，好像他的參選只是一個有錢人的「高級娛樂」而已。

On August 17, at the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in California, I will unveil my comprehensive foreign policy vision, including on Russia, China, Taiwan, India, and other Asian nations: shifting from “liberal hegemony” to the Modern Monroe Doctrine. We will support…

— Vivek Ramaswamy (@VivekGRamaswamy) August 11, 2023

美國企業家從政例子很多，成功、失敗皆有，按照過去屢屢被提出的成、敗關鍵，往往就在企業家自己有沒有認清「商業策略和政治策略之間的巨大不同」。其中，卡內基梅隆大學政治與戰略研究所教授巴魯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說的最直白，他認為一個商人要能轉變為成功的政治人物，「第一步就是要先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

首先，企業邏輯和政治邏輯的不同，包括政治工作為的是做出有利共同利益的決策，且必須同時面對各種試圖影響政府運作的政治壓力，但企業經營，主要關乎財務、品牌和生存風險，如果一家企業能在營運頭五年存續下來，並賺取可觀的的營業額，差不多就能得到業界的認可，但「領導國家」完全不只是這麼一回事。

也就是說，就算商業風險很高，相對政治風險，卻更容易理解。企業家可能因為決策不慎，進而損失金錢和失去合作夥伴，但政治決策往往無法僅考慮經濟效果，政策決定者面對的未知因素也更多，甚至可以說，政治其實是完全有別於商場，一個永遠無法預測總體影響的特殊領域。例如去年夏天，美國總統拜登為舒緩國內居高不下的油價，於是親赴沙烏地阿拉伯訪問，卻因為一張他和王儲薩勒曼拳碰拳的見面式，而被國內媒體以「虛偽和無視民主價值」釘得滿頭包（那張照片則是沙國刻意設計的國際宣傳），結果政治面的失分，連帶也讓經濟面未達效果（另外亦有中國和俄羅斯也在拉攏沙國因素）。

這就是政客要比商人經常面對到的高難度計算。尤其是總統，很多時候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動作，都可能改變（變好或變壞）和盟友的關係，以及關乎他的內部評價，這些關係、評價，又會實質左右一名領導者的政策執行順暢與否。比起商業談判，政治談判更有必要除了考慮眼前緊迫的問題，還要兼及一些相去甚遠的變數。企業家從政，最棘手從來不在資源足不足夠，人脈廣不廣，或是個人頭腦到底精不精明，而在他能否於有限、極短的時間內，去填補必要政治知識的空白。

前幾年，正當川普現象席捲美國政壇時，菲施霍夫就曾為企業家從政給出建議，他認為：「企業家從政，必須了解到政治領導人的行動，從來不是孤立在自己的行業內。個人企圖和自我形象可能在一個人的商業行為中占據很大一部分，但進入政治，賭注又更高，層次也更豐富。也許傲慢的態度或即興式的揮手可以成功吸引人們的目光，但誰也無法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政治談判，需要更多磨練和敏銳的眼光才能獲致成功。」

若以菲施霍夫的建議，檢視拉馬斯瓦米種種涉及國政的發言，顯然他很快就又從鋒芒畢露的年輕企業家，變成一個彷彿少不更事的幼稚政客。他的「保台期限論」，恐怕連所謂的政治現實主義都談不上。

讓商人做出政治決定意味著什麼？任何政治戰略和談判，可以如此高度依賴一個大老闆個人的商業經驗，而不是國際外交知識（常識）？這樣的疑問，便點出了企業家從政，號稱以「公司治理」經營國家的最大盲點。郭台銘當然有權參選總統，無論資源、人脈他都不缺，問題是，他即使比美國富豪拉馬斯瓦米年長、有錢，但個人政治格局有比他大多少呢？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