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虹安被起訴了，起訴書洋洋灑灑控訴她是如何壓榨助理、詐領立法院助理費，不少綠營支持者覺得出了一口氣，認為「公理正義」終於得到伸張；倒是藍營的重要政治領袖倉皇應對，非綠總統參選人支持度普遍下跌。也不過是10個月前，高虹安詐領助理費的情節早經她的昔日助理向外揭露，但當時並沒有幫助民進黨地方首長選舉分毫，還把高虹安越打越高，將她送進新竹市府。一樣的高虹安，為何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效應？

傳統政治學把人的投票行為分成三種，分別是「候選人取向」、「政黨取向」以及「政見取向」，認為人之所以會從自己溫暖舒適的家裡，走到投票所，再乖乖地排隊投下那張選票，不外乎這三種原因。不過，這樣的假設是基於人的理性分析，卻忽略了投票者的非理性面向。例如，曾有美國政治學者研究，如果海邊出現鯊魚攻擊人的事件，那麼現任執政者的得票率就會下滑；也有相關的研究顯示，天災地變，或所屬選區的運動球隊贏球或輸球，也都會影響現任者得票。

如果天災地變或被鯊魚咬都可以歸咎給現任者，那所謂的「選賢與能」並非真實地存在。選民投票其實有一種莫名的情緒動能，它看不見、摸不著，有時因為羞於承認，連民調都不容易測出來。當年陳水扁挾北市八成施政滿意度尋求連任卻失敗，留下了「對進步團隊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這句名言，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高虹安詐領助理費案發生於去年10月，在這之前，民進黨因為林智堅論文抄襲風波面臨極大的逆風，高案被視為綠營的一記有效反擊。但問題在於這種選舉攻防的轉換太快，斧鑿過深，使得若干中立與年輕選民拒絕相信詐領案的真實性與嚴重性；加上高虹安在鏡頭前單薄的身形與楚楚可憐的模樣，贏得極大的同情；說得更白一點，就是她的悲情牌奏效。

選舉打悲情牌需要許多前提要件，除了出牌者的性別、身形與長相以外，另一個更重要的條件是高虹安是在野黨，當時她所面對的是中央與地方都執政的民進黨。當高虹安被形塑成「小蝦米」，她被打壓惡搞的陰謀論特別容易傳播，選民也更不容易相信民進黨當時的指控。

10個月後，高虹安已經是新竹市長。當選民已經用「票投高虹安」懲罰過民進黨，擁有公權力的高虹安想繼續用新竹棒球場案救援自己的詐領助理費案，就不再無往不利了。身為市長，高虹安對新竹市民的責任是盡快讓球場正常運作，而非不斷地在球場上挖洞，不斷地想「揭弊」。

政客總是困於自己以往成功的經驗而對變動的事態做出誤判，所以從朱立倫、柯文哲到郭台銘，在第一時間都輕忽了高虹安案對整個泛藍陣營的殺傷力。如果說去年的台大學倫會對林智堅論文具有一錘定音的效果，那今年檢方正式起訴高虹安同樣有一言九鼎的份量。民眾不容易聽信高虹安現在的政治陰謀論，就如同選民沒有接受台大社科院是泛藍陣營所把持，刻意惡搞林智堅的說詞。畢竟，無論是台大社科院或地檢署，都是在當下唯一具備公信力的裁定機關。

要了解選民這種幽微的喜惡轉換，就必須深刻理解台灣選民的投票習性。台灣人對自己親手建立的民主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驕傲，他們不喜歡政治人物高高在上，不欣賞政客們自我感覺良好，所以動不動就會用選票來教訓政客。這樣的投票行為不穩定，也的確容易被煽動，但冥冥之中，一切依舊有其因果定律。當年被「無情」的台北人請下台的陳水扁後來當上總統，一如整個泛藍陣營最後還是得為了瞎挺高虹安付出代價。

台灣的選民「重感覺」，自認「我最大」（小笠原欣幸用語），並不以政績作為他們評斷政治人物的唯一依歸。面對這樣的「台式民主」，政客們做得好是應該的，做不好更要受罰；他們必須時時戒慎恐懼、謙卑聆聽，否則，下一次的教訓又會很快地輪到自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