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於紅色中國

與老包威爾一樣，父子兩人對中國都懷有一份情感與過多的同情，但年輕包威爾比父親的處境更加複雜。在老包威爾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一直只是背景雜音，但不是中國問題的主要焦點，帝國主義才是中國的主要敵人。但年輕包威爾看到的是戰後的國民政府，專制與腐敗不再有藉口，國民黨卻變本加厲，民心向背，共產黨即將取代國民黨的態勢已十分明顯。加上目睹台灣二二八事變後國民黨軍隊的3月屠殺，在這樣的情勢下，年輕包威爾對國民黨採取更加嚴厲批判的態度，但與乃父反共的態度不同，包威爾對共產黨重新評估，轉而採取同情的立場。

無奈的是，這樣的轉變與在華盛頓的政客看法並不一致。國家政策與記者良心的衝突在記者工作裡時常出現，當時同情中國共黨革命的西方記者不少，包威爾的態度未必會引起華盛頓的注意。真正的問題出在包威爾與其父一樣固執，在共產黨全面取得政權後，堅持留在上海，不願如多數西方記者撤出紅色中國。不同的是，老包威爾與日本侵略者有根本的衝突，在政治道德上黑白分明；而年輕包威爾同情中國的革命，在共產黨勝利的歡愉中忽略了共產黨的本質。1949年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政後，對思想與資訊的控管，更甚於在上海的日本人，而年輕包威爾身處其中，逐漸失去了記者的嗅覺。

中國赤化後韓戰旋即於1950年爆發，蘇聯顯然要在朝鮮半島複製中國的解放，而剛失去中國的美國直接以軍事介入。面對這些迅速發展的東亞情勢，包威爾採取對美國政府強烈批判的立場，以《中國評論》發聲，自1951年起不斷指控美國帝國主義。原本包威爾的指控多屬意見表達，尚未踩到美國官方的底線，在言論自由的保護下，美國人見怪不怪。問題是，身處鐵幕的包威爾慢慢與世界脫節，缺乏流通的資訊，是記者的致命傷。《中國評論》開始採用中國官方的報導，最後指控美軍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這已逾越言論自由的範圍，種下包威爾日後的麻煩。

《中國評論》在全盛時期有上萬的訂戶，零售本在上海書報攤上也到處可見。主要對象為在中國的外籍人士，西方媒體也時常引用，知名度相當大。中共奪權後西方幾乎全面撤出新中國，失去了讀者，《中國評論》的營運很快就出現問題，包威爾數度打算停刊，但在朋友的鼓勵下勉強撐下來。後來由週刊改為月刊以減少支出，但仍沒有足夠的收入維持。1953年7月出版最後一期，在對新中國的祝福聲中，結束了這份曾是西方了解中國最重要的英文評論，但包威爾真正的麻煩才要開始。

《中國評論》結束後包威爾終於決定離開中國打道回府，重新出發，但他沒有意識到他的母國已經恐共恐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麥卡錫主義席捲美國，國會的獵共委員會惡名昭彰，豈會放過包威爾？其實這些委員會主導的聽證會多半只是羞辱恐嚇，並無國家追訴的權力。獵共委員會在國會鬧得沸沸揚揚，利用媒體輿論製造社會氛圍，讓被審問者屈服。不肯屈服的人可能身敗名裂，失去工作。氛圍雖然肅殺，畢竟只是民意機關，司法很少跟著起舞。然而對付包威爾不同，檢方對包威爾的案子早就磨刀霍霍。包威爾要面對的不只是聽證會的人格毀滅，而是要把你送進大牢的司法追訴。其實包威爾早在上海就被盯上了，國務院、CIA、FBI的檔案裡，對他的一舉一動 瞭如指掌。

包威爾決定結束《中國評論》雜誌社回美國的消息傳回情報室，情治單位經過評估，認定他將成為紅色中國在美國有效的宣傳工具，決定鋤奸。1953年8月包威爾帶著妻子與兩個幼兒回到美國，從踏入國門的第一步起，包威爾立刻遭到刁難。從中國帶回來的所有私人行李與雜誌社的2,000本書籍，全部以「有政治性質」為由扣留。這些書籍要等八年後透過打官司才要回來，還必須付保管費。

回美後包威爾沒有改變他對中國與美中關係的看法。1954年9月，參議院內政安全委員會首度傳喚包威爾聽證，調查一小撮圍繞在《中國評論》周圍搞陰謀的人，指控他們替紅色中國宣傳。這一小撮人除了包威爾，還包括費正清與數名駐派中國的知名外交官。包威爾對聽證會採取完全不合作的態度，除了確認身分與承認他對所有《中國評論》上的言論負責外，他援引美國憲法第一增修條文主張他的言論自由，更以第五增修條文拒絕自證犯罪，拒絕回答所有的問題，連他有沒有加入共產黨也不願自清，相當強硬。有趣的是，他在庭外的記者會上回答記者，宣布他從來不是、將來也不會是共產黨員，但就是拒絕在聽證會上自清，因為他認為國家無權問他，相當有原則。

包威爾的態度惹怒了委員會，聽證會主席印第安納州參議員稱他為美國叛徒，並宣布將聽證資料移送法務部，要求檢察總長以叛國罪起訴。包威爾的妻子蘇維亞・包威爾（Sylvia Powell, 1943-2004）亦參與雜誌社的寫稿，她與另一編輯舒曼（Julian Schuman, 1921-1995）也被委員會傳訊，兩人與包威爾採取一致的態度。1956年4月25日，舊金山大陪審團以煽動叛亂（sedition）罪名起訴包威爾夫妻與舒曼。此罪在台灣的戒嚴法下是家常便飯，但在美國對記者以此起訴可是天大的事。

起訴的重點在於《中國評論》不實指控美國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讓敵人利用宣傳，破壞軍民的團結，明顯傷害美國的國家利益。檢方試著說服包威爾認罪，交換條件是輕判與赦免妻子與舒曼。包威爾拒絕，正面挑戰檢方求刑20年的威脅。訴訟策略上，包威爾要證明其無辜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項是示弱，他可以解釋在中國的他，無法得到充分的資訊，因此無法判斷他的報導會立即且明顯傷害美國利益，情有可原；第二個選項是正面迎戰，堅持他在《中國評論》對美軍的指控是正確的，但他必須提出證明。他選擇後者，因為他認為他必須忠於他的確信，這是記者的道德底線。

這是個有原則的選擇，但要取得軍方最高機密做為證據，談何容易？弔詭的是，這個策略是兩面刃，立刻讓檢方自己也陷入窘境。一方面檢方必須面對由中國提供的證據，回應包威爾的質疑。若要否認，檢方必須拿到軍方與國防部的資料，以證明美國處理生化武器的實際進展與作業；若不否認，等於坐實中國的宣傳，美軍確實有使用生化武器。取得美軍生化武器的進度毫無疑問是國家最高機密，檢方立刻碰釘子；但又不能眼看中國提供的證據，隨著審判焦點，日復一日任由媒體轉述，等於是中國免費的政治宣傳，豈不可笑？

難題最後意外解決，1959年1月進入審判後不久，法官以審判過程出現瑕疵，以致包威爾無法獲得公平審判，法官以此為由，宣布終止審判。審判的法官表示，他沒注意到一個陪審員尚未進入隔離室，可能已聽到法官私下認為定罪包威爾的證據充分，此疏失足以影響陪審員獨立判斷的心證，故必須終止審判。但檢方沒有放棄，立刻另起爐灶，只是這次無法說服大陪審團起訴。但檢方還是不放棄，不斷重新起訴，讓包威爾不勝其擾，要拖到麥卡錫時代結束，甘迺迪上台，1961年檢察總長羅伯‧甘迺迪下令撤銷所有控訴，全案才告終結。

包威爾雖然全身而退，但以叛國罪名纏訟多年，不管是外界的眼光或訴訟費用，對個人與家庭都是極大的壓力。他們必須把小孩送離不友善的環境，他與妻子也都失去工作，只好在舊金山以買賣舊屋，修理舊屋後出售賺取差價維持生計，後來也開了間舊貨店。這樣的遭遇並沒有讓包威爾後悔。多年後受訪表示，如果掌握同樣的證據再來一次，他還是會維持他的看法，但他承認在同樣的情況下，他的書寫會更加小心，畢竟他沒有進入韓戰現場，直接調查證據。

雖然證據無法起訴包威爾，但審判的核心問題仍然存在：美軍到底有沒有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至今仍然無解，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明沒有。包威爾沒有放棄追求真相，想從大量解密的檔案中尋找蛛絲馬跡。包威爾在80年代初再度發文，證實美國政府為了取得日本731部隊人體實驗的結果，麥帥免除部隊指揮官石井四郎的刑責。此發現引發國際注意，也導致國會舉辦聽證會。然而，這還是無法證明美軍在韓戰使用生化武器，真相至今仍然是羅生門，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美軍確實企圖要隱藏一些事情，但無法具體指控所為何事。

包威爾的記者生涯隨著他的回國畫下了休止符，定居舊金山，2008年底過世。困頓中雖享有89歲的長壽，但有超過半世紀的時間，被迫離開他年輕時充滿熱血一頭栽進去的新聞工作，度過他漫長人生的一大半。他主持《中國評論》的六年，剛好跨越國共的政權轉移，見證了國民政府最腐敗的最後三年，與共產中國烏托邦式的頭三年。他的中國經驗停留在1953年，他未經餓死千萬人的大躍進，沒看見文革、血洗西藏、新疆的種族清洗、天安門的屠殺。天真的包威爾為帝國主義退出了中國而感到高興，但他沒看到強大的新中國對新聞、人權、 多元等一切自由主義價值的反動。

毫無疑問，包威爾對中國是友善的，他對華府中國政策的建言也是正確的，但華盛頓的政客不照著他的意見走，國民政府資助的中國遊說團仍主導著美中政策，誤導美國繼續以犧牲台灣人民來支持蔣介石政權，繼續邊緣化中國直到美國驚覺已失去主動權。之後在聯中抗俄的指導原則下，再度出賣台灣人民。

1946年，孱弱的老包威爾用最後一口氣對密蘇里大學校友演講，正是警告華盛頓的政客不要不戰而降，自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老包威爾的警告至今依然是真知灼見。

※本文摘自《你沒讀到的美國：李中志的玉米田》（李中志著；玉山社出版）。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前會長。